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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期間，保守黨總部收到和發出大量資訊。對收到的資訊要分析它的意義，對發出的資訊要核實它的準確性，負責這些工作的都是一些在這場政治鬥爭中默默無聞的英雄；總部的資料分析和民意測驗專家基思·布里託果敢地對我們碰到的大量互相矛盾的民意測驗數字進行分析。當時克里斯·帕頓正在巴斯參加競選，亞當·裡德利便承擔起了讓研究部積極運轉起來的工作，中央研究部的邁克爾·波蒂略向我簡要介紹情況。為上午的記者招待會作準備。他擔當這項任務表現出不僅充分掌握事實、資料和觀點，而且能十分精明地建議如何利用這些材料。邁克爾是個很有發展前途的青年——這是競選運動留給我的一個深刻印象。
競選運動開始前，有兩個重要策略問題要先處理。一個問題是，我是否應該同意與吉姆·卡拉漢進行電視辯論。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早在1978年夏天就已開始同電視臺進行討論。當時英國廣播公司（代表一、二兩個臺）同時找到我的辦公室和首相辦公室。前幾屆大選也曾考慮安排電視辯論，均未實現，因為幾個小黨派堅持也要參加，產生一些困難，工黨和我們黨都不同意。但這一次——1978年7月——電視公司準備不考慮小黨派的意見，只安排兩黨對壘。於是，我們對這個建議進行了認真考慮、雖然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首相的態度。結果並沒有作出最後決定，因為本來預計那年秋季舉行的大選並未成為現實，但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戈登·里斯都強烈反對，我在他們的影響下也傾向於拒絕參加。
在這次競選運動正式開始前不久，獨立電視公司再次提出這個想法，建議在競選運動接近尾聲時，連續兩個星期日舉行兩次辯論，由布賴恩·沃爾登擔任主持人。這一次，我傾向於接受這個建議，不僅因為我天生善於辯論，而且我認為他們過高估計了吉姆·卡拉漢的能力，我要抓住這個機會，暴露他的弱點。他是靠儘量滿足工會提出的一切要求使自己功成名就的，所以，我感到他應該為出現1978——1979年冬天的慘狀負責。這是一種獨特的個人責任。克里斯·帕頓也贊成我同首相進行較量。而且，當時的形勢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首相公開表示接受獨立電視公司的建議，我不願意在競選運動一開始就因拒絕電視辯論而處於守勢。
但同時也有一些強烈的相反理由使戈登·里斯、彼得·桑尼克羅夫特和威利·懷特洛主張不參加辯論。最初提出進行辯論的可能性時，我們和工黨在民意測驗中不相上下，但是到必須作出決定時，我們已大大超過工黨10個百分點。這就是說，我們不用去冒電視上對抗的風險就有希望取勝。而電視辯論當然有很大風險。我在辯論中說不定會犯錯誤，而這種錯誤的影響是難以消除的。吉姆·卡拉漢通常是個演技高超的電視表演者，他肯定會毫不猶豫地利用他的權威和經驗向我擺出一付屈尊俯就的傲慢姿態。在事前非正式的討論中，我們瞭解到他希望在第一次辯論中討論外交事務，在那方面他將能施展他的全部力量。以上事實使我不得不對原先的積極性重新加以考慮。
而且，工黨準備向自由黨提出交換條件：他們要在選舉前的那個星期五與戴維·斯蒂爾進行長時間會晤。我的顧問們和我一致認為，對我們最嚴重的危險是自由黨在最後關頭突然支援工黨——這種可能性現已進一步增大，因為他們在前不久舉行的補缺選舉中從工黨手裡奪走了利物浦埃奇希爾的席位，現在正在起勁地誇大這次補缺選舉給他們帶來的“勢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