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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領先地位的嗎?第二,現在什麼算是“高風險”行動?採取抑制工會權力的措施?還是不採取措施?不管怎麼說,在競選已經取得明顯領先地位的時候,一個最大的危險是自滿。激起選民的熱情,只要不是在他們和我們不一致的問題上,那是贏得大選不可缺少的因素。
我本週的競選活動是去英格蘭北部,然後前往蘇格蘭。星期一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後,我搭機飛往紐卡斯爾。在那裡參觀一家茶葉加工廠時會有記者照相。品嚐那種粘乎乎的不加牛奶和糖的茶葉調製品,跟我在伯恩維爾的工廠品嚐巧克力的感覺差不多。
工廠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其中有一個身材高大。令人望而生畏的婦女正衝著我的方向不停地謾罵。警察勸我離開。但我想,如果她真有什麼不滿,最好是當著我的面,而不是在我背後說,因此我就走過去和她說話。我拉著她的胳膊,和顏悅色地要她告訴我究竟出了什麼事。她的態度一下子全變了。她也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種牢騷和不安,但使她憤怒的真正原因是,她深信搞政治的都是不願傾聽別人意見的人。我盡最大努力回答了她的問題,然後友好地告別。我離開後,清楚地聽到分明是她在對她的朋友說:“我不是跟你說了嗎,她很不錯。”多年來參加競選的經驗告訴我,不可改變的敵對選民是很少的。恐怖主義威脅造成的悲劇之一是,如今的政治家很少有機會使自己相信這個事實。
星期二是充滿傳統競選方式的一天,安排了4次露面散步,包括走訪索厄比候選人唐納德·湯普森的鮮肉鋪和一家超市。我們按照通常做法在超市買了一大堆東西,帶回戰鬥辦公室。在保守黨哈利法克斯分部的臺階上,攝影記者為我拍下了在濛濛細雨中捧著兩隻購物袋的照片——一隻藍色購物袋裡裝滿了在1974年一英鎊可以買到的食品,另一隻紅色購物袋裡只裝了半袋子在1979年工黨執政時的英國一英鎊能買到的食品。如果只是從政治上而不是從經濟上考慮的話,這種做法並無不妥,還挺受講求實際的約克郡人的歡迎。
當晚回到倫敦後,我接受了丹尼斯·圖伊為“電視眼”節目安排的採訪。這是這次競選運動中最不友好的一次採訪,但它給我提供了為我黨工會改革建議進行有力辯護的機會。不管總部怎麼想,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準備退卻。我重申了我要對付工會好鬥分子的決心。我還指出,所謂保守黨政府準備面對與工會的全面戰鬥意味著什麼。
讓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的實質。你的意思是說,工會領袖們認為這整個大選不過是一場空洞虛偽的騙局,如果你沒有說錯,工會領袖們也確實是這麼說的,那麼,我要去爭取任何一個國家的選民可能給予他們政府的最大多數,我還要去爭取英國1200萬工會會員中的絕大多數人。我想你的觀點是錯誤的。
工黨認為,解決工會權力問題的較好辦法是同工會進行討論,即所謂訂立“契約”,而不是修改法律,我特別反對這種意見。
你知道,如果託利黨的偉大改革家沙夫茨伯裡勳爵多年前眼睜睜看著工廠和作坊裡的工作條件說:我將和作坊老闆訂立自願的契約,這不是太奇怪了嗎。你認為他訂立得了這種契約嗎?他當然不能。他說:有些事我們必須透過法律才能做到。
4月25日星期三上午舉行記者招待會和電臺採訪後,我在總部進午餐,餐後即飛往愛丁堡。我開始對向全國各地聽眾所作的標準格式講話感到厭煩。這些講話大量套用為加的夫和伯明翰群眾大會準備的稿子,其中插進一些額外的段落,作為新聞稿發出去。結果,我對隨身帶到蘇格蘭來的講稿動了個大手術。講話的時間快到了,我還跪在喀裡多尼亞飯店房間裡,用剪刀和透明膠帶從攤了一地的資料中剪貼發言稿。特薩·賈丁·佩特森忙不迭地用打字機幫我打出每一頁講稿。我在利斯市政廳發表的講話基本上就是這個稿子。它的內容至少很新鮮——甚至我也有此感覺。在講話的結尾,我加進了引自基普林的幾行我很喜愛的詩句:
世界正在沉睡,一時還不會醒來,
從漫長的惡夢中,她喃喃自語,
低聲呻吟,
突然間,所有的人站立起來,他們
聽到了砸碎腳鐐的聲音,
人們相互微笑著說,他的靈魂
屬於他自己!
這裡的聽眾實在了不起,頭幾次歡呼聲就使我精神振奮,我作了最出色的講話。
接著我們前往格拉斯奇,在機場飯店下榻,很晚才吃晚飯,之後便休息,第二天要繼續在蘇格蘭進行競選活動。一次成功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