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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146點，是20年來最低點。工會權力和左翼社會主義力量正在上升。稅收的提高加重了商業和老百姓的負擔。
在這種情況下，暫時照顧一下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利益可能是正確的，國家的未來繁榮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而且，幫助人們以抵押貸款買房子——無論是以抵押貸款利率補貼或定金補助，或者僅僅是以減免抵押貸款利息稅的方式——比建築公房或收買私人房屋歸市所有更加省錢。我經常引用某住房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每所市屬公房，現在每年平均需要繳納約900英鎊作為稅收和地方稅補貼（包括很老的、市屬公房），而減兔普通抵押貸款稅，如果把這視為補貼的話，平均每年約為280英鎊。”
我的住房政策小組每星期一定期開會。住房問題專家和建築協會的代表們各抒已見。我經常向影子內閣作彙報。在他們沒有對經濟政策真正達成一致意見，也沒有對任何其他問題有很多建設性看法的情況下，他們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我所負責的領域。我很清楚，特德和其他人決心把我們關於住房，可能還有關於地方稅的建議，作為我們希望早些而不是晚些舉行的下次大選活動的中心內容。例如，在5月3日星期五，我們影子內閣全天討論了宣言的政策問題。我彙報了住房問題，並被授權成立一個地方稅政策小組。但是，這次會議還有另外一番重要意義。會上，基思·約瑟夫就用新義的“貨幣主義”方針應付通貨膨脹問題作了長時間的徒勞無用的發言。
地方稅問題的難度超過了住房問題的任何一個方面，由一個成員略有不同的小組幫助我工作。我要掌握大量的技術資料。另外，地方稅的改革，且不說取消，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係和地方當局各部門的工作特別是教育部門，有著深刻的影響。我依靠專家們的意見——市財政局的官員證明是最好的情況來源，他們隨時提出技術性意見。但是，我的時間很緊迫，而且是在特德和其他人的嚴密注視下工作的。他們希望我拿出一個激進的、得人心的和有說服力的東西。我的任務絕非輕而易舉。
話說到這裡，我想我可以說很好地懂得了當時的政治已經到了怎樣的緊要關頭。例如，5月21日星期二，我遇到了350名來自北安普敦郡的抗議者，每個村、鎮都有一名代表，他們對地方稅上漲30％至100％極為憤怒。幾種因素使得這一問題在政治上突出出來：這一制度有根本不公平的因素：一個單身寡婦與家裡有3個已經工作的成年兒子家庭，繳納相同數量的稅款；我們於1973年進行的地方稅重估導致了無節制的地方稅上升八最近，工黨的地方稅補助解決辦法對郡縣地區特別苛刻。簡言之，像在住房問題上一樣，在地方稅問題上也存在著中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全面反抗，而重要的是要引導這一反抗，而不是使之消散。我決心這樣做。
住房政策小組已經舉行了7次會議，6月10日地方稅小組開始工作，住房小組的建議也在順利地擬定著，我知道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我們作出取消地方稅的堅定許諾。但是，在弄清楚用甚麼來代替地方稅之前，我實在不願意做出這種保證。無論如何，如果秋天舉行大選的話，如今除了找一條可以持續執行的路線寫入宣言中外，不可能再做更多了。
同時，在1974年整個夏天，主要是由於我們的住房政策，我在媒體上露面的機會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有些是無意的。我向影子內閣送交的住房政策小組的中期報告出現在6月24日星期一《泰晤士報》的頭版上。在前一個星期五，影子內閣整個上午都用來討論宣言的第囚稿，到這時，我提出的住房政策的主要內容得到一致同意。降低建築協會為購房者定金存款所付綜合稅率，這樣把抵押貸款率壓低到某種水平，換句話說，以減稅的形式進行補貼。第一次購房者的定金存款將得到一筆補助金。但還是沒有規定具體數字。將對建築協會進行一次強有力的調查，這種想法是效仿對教師培訓進行的詹姆斯調查的做法。我希望這種做法能為抵押貸款高利率問題找到長期解決的方案，同時又不使我們無限期地付出補貼。
最後一點是關於住戶購買他們住的市政公房的權利問題，在我們提出的所有建議中，這一項是影響最廣泛、最得人心的。1974年2月的競選宣言向這些住戶提供了購買他們住的公房的機會，但保留了市政當局為反對出售公房而上訴的權利，而且沒有提出折扣問題。我們都想再向前進一步，問題是走多遠。彼得·沃克不斷敦促將“購買權”以最低價格擴大到公房住戶。我的直覺趨於謹慎。並不是我低估了使更多人擁有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