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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來看，我必須相信，有些人正在為收買礦工準備條件。
當2月5日星期二我們得知，參加全國礦工工會投票的81％的選票支援罷工時，大選是肯定要進行了。對舉行大選的推測達到狂熱程度，勢在必行。兩天以後，當特德在內閣告訴我們他決犀舉行大選時，我想我們沒有人感到吃驚。大選將於2月28日星期四舉行，也就是說要儘快舉行。威利正式建議將礦工的要求提到工資委員會去進行比照工資級差的研究。他婉轉他說明他這樣做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在大選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們獲勝，你們將如何解決礦工問題”時，我們有話可說。然後內閣作出同意威利提議的重大決定。
由於大選的緊急性質，我甚至連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擬定都沒有參加，宣言在幾天之內就發表了。儘管陳述了成績，但新東西很少。無論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題是清楚而鮮明的；在危機時期需要一個堅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諾是修改社會保障制度，為罷工者的家屬付社會保障金。除了通貨膨脹和工會權力問題外，11％的抵押貸款利率為我們製造了政治上的困難。自然，人們問我的問題主要是關於教育方面的事情。威利·懷特洛和我在競選過程中出席了羅賓·戴主持的“選舉訪談”電視節目，問的也是這類問題。但是，在回答一個提問時，我強烈地表達了我對聯合政府的觀點：如果設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聰明的人組成的，這些最聰明的人對於要做的工作會有一致的看法。我想這是一個錯誤的設想。你可以讓兩個專家去解決任何一個問題，而他們兩人事實上不會有一致的解決辦法……在聯合政府中，你必須放棄自己的很多信念。
未料到，我這一段話與大選後期的保守黨有著聯絡。當時的保守黨領導一方面在設法恢復元氣，一方面在尋找重新掌權的辦法，因此他們被一個“全國團結政府”的概念所吸引。我還要補充，如果你沒有信念，或者如果你已經放棄了你的信念，“全國團結政府”就對你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競選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裡，我還算有信心，相信我們會獲勝。那些由於政策上的180度大轉彎而疏遠了保守黨的支持者們，開始轉向我們。實際上，過去他們看到我們的缺點而感到沮喪，因為，現在他們看到我們已經決定對工會的好鬥性進行挑戰，他們下定決心支援我們。哈羅德·威爾遜在與工會簽訂的“社會契約”中陳述了工黨的方針。那些渴望過安靜生活的人可望被這一做法所誘惑。但我感到，如果我們能堅持由“誰來統治”？這句話所概括的中心問題，我們會贏得這場辯論，從而贏得大選。
在最後的一個星期內，我具體地感覺到勝利在從我們的手中溜走。電臺廣播了洩露出來的工資委員會的證詞，聲稱在第三階段礦工的工資本來可以提高，意思是說整個大選都是不必要的。我聽到這一訊息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政府試圖否認這一點，但因為確有失誤，政府的否認吞吞吐吐，沒有說服力。我們被錯綜複雜的工資政策套住了，最後被它扼死。從這時起我們走上了無情的下坡路。
兩天以後，伊諾克·鮑威爾勸人們投工黨的票以博得就共同市場問題進行公民投票，我可以理解他採取這種立場的邏緝：加入共同市場使英國廢除了主權，因此，首要的政治問題是恢復主權。但他做這件事的方式使我震驚。他是在宣佈舉行大選的當天才宣佈他不再競選沃爾沃漠普頓的議員席位的，隨即在競選運動結束時投下這顆炸彈——勸人們投工黨的票。我認為，用這種方式背叛本地的支持者和選區工作人員是無情無義的。我想，伊諾克在1974年2月的決定，像他過去在1970年的干預性發言一樣，影響非常大。
接著，3天以後又有另一次打擊。英國工業聯合會總幹事坎貝爾·阿達姆遜公開號召廢除勞資關係法。這是英國工業領袖的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們在參戰前虛張聲勢，但又缺乏戰鬥的膽量。然而，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的干預主義政策很難鼓勵英國商人和經理們為了自由承擔風險和責任。
部分地由於這些事態的發生，但無疑部分地也是由於在為期3周的競選運動中只集中於一個問題，這種做法肯定是難以奏效的。我們的競選活動失去了勢頭。我仍然在想，我們也許可能獲勝，但我意識到我們競選的熱情降低了，我們的目標混亂了。我也從民意測驗和我的選區的反應中瞭解到，自由黨對我們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到了投票日，我的樂觀已經變為不安。
當我從芬奇利和全國其他地方聽說那天早晨很多選民令人吃驚地參加投票時，我的情緒就更加不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