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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好處。而是我怕疏遠了那些已經承受著很大壓力的家庭。這些家庭節衣縮食以市場價格買了一棟新的私人房產，經受了抵押貸款利率提高和房產貶值之苦。這些人是保守黨選票的基礎，我對他們有一種自然的同情心。我怕他們會對那些公房的住戶有強烈的反感，這些住戶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就突然從政府那裡得到了實際上是一大筆資產。結果，我們失去的支援可能比得到的多。回想起來，這種論點似乎既狹隘又缺乏想象力。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在1974年當人民的住房價值災難性地下跌時，這在政治上來說是不無道理的。
最終，我們沿著彼得提出的方向走了很遠。1974年10月的競選宣言提出，3年以上的公房住戶有權按低於市場1／3的價格買房。如果住戶在5年內又將房子出售，則要交出部分資本收益。到宣言最後定稿時，我們已經在數量上確定了對首次購買私人住宅或私人公寓房的人給予的幫助數額，即每儲蓄兩鎊定金將得到1鎊資助，到一定限額為止。（我們迴避了取消房租限制問題。）
然而，競選宣言中關於最低抵押貸款利率的上線到底許諾多少的問題成了我的最大麻煩。雖然由於我已列舉的上述原因，我確信，在這一領域給予許諾是合理的，但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通貨膨脹和利率的不斷上升將使財政部的開支多麼令人不安地增加。特德和他身邊的人似乎沒有這種顧慮。8月：日星期四，他把我從蘭伯赫斯特召來，參加他在威爾頓街的新家舉行的一次會議，到會者還有彼得·沃克、伊恩·吉爾莫和羅伯特·卡爾。宣言中關於把抵押貸款利率固定在“合理”水平的提法已得到一致同意。我受到很大壓力，要我超越這種說法。特德他們想要具體的數字。我強烈反對，但最後我不得不讓步，保證將抵押貸款利率控制在“10％以下”。除此之外，我未同意提出具體數字。我希望事情會到此為止。
然而到8月28日星期三，我乘車從倫敦到桐布里吉去錄製“保守黨政治廣播講話”的路上，尋呼機響了，要我立即回電話。特德顯然有話跟我講。是威利·懷特洛接的電話。很清楚、他們兩個，肯定還有核心圈子的其他人，正在開會。特德接過電話，他要我在廣播講話中宣佈我們將降低抵押貸款利率的具體數字，並且是我力所能及可以降低的最低數字。我說我可以理解低於10％在心理上所起的作用。這種需要可以用9。5％的數字得到滿足。真的，我不能再把它降低了，再降低就有點太輕率了，我已經為將來的開支擔心了。我不喜歡這種習性，即為了一時的政治影響而把數字搞得滿城風雨，而不是很好地考慮它們會造成什麼後果。所以我堅持9。5％。
關於地方稅的問題情況也是類似的，6月21日星期五，當我們在影子內閣的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時，我設法避免作出任何確定的承諾。我想我們的做法應當是所有各黨透過一個特別委員會共同進行改革。我第一個承認這樣做不大可能使人感到吃驚。這個問題比住房問題更為困難，在這一領域做出輕率的保證是不明智的。特德對這些都不接受，他說我應當再想一想。幾天以後，下議院就地方稅進行的辯論確實表明需要更明確的方案。我們主張根本性的改革、暫時減少地方稅，規定水費應有稅收回扣。在我的發言中我提出中央政府有許可權制地方政府的開支，有權對地方稅進行總體調查。但是，儘管我作為議員獲得了未傷毫毛的名聲，環境大臣託尼·克羅斯蘭還是佔了上風，他主張增加中央政府給地方當局的補貼，而不需要對制度本身進行大的改革。他的勝利要付出很大代價。因為，增加補貼未能降低地方稅，反而提高了地方開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克羅斯蘭嚴肅地宣佈：“宴會結束了。”
7月份，保守黨研究部的查爾斯·貝萊和我一起起草宣言中關於地方稅的部分，我們仍然從進行一次調查和臨時減少地方稅角度制定計劃。我到影子內閣指導委員會去討論我們的方案。地方開支中最大的一項是教師的工資。我主張將這項開支轉移到財政部。我提出的第二個可能性就是用一攬子撥款的辦法取代地方稅，地方政府同時有權支配在中央政府限定的總數以內的開支。我提到的這兩種可能性都不是特別有吸引力。但對這些問題的討論至少向出席會議的人表明，在地方稅問題上做點事和知道做什麼有很大區別。
8月10日星期六在聖斯蒂芬俱樂部召開了候選人大會，我利用我在會上的講話宣傳了我們的政策。我主張地方稅體制的全面改革要考慮到個人的支付能力。為達到這一目的，我建議將教師工資轉移到財政部負擔並實行更好的臨時減稅辦法。這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