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第32部分 (第2/4頁)

長也許就像幸福那樣、不應該是主要目標而是其他政策的一種副產品。”

他直率他說，公有部門一直在“耗費著私有部門創造的財富”，並對政府“投資”旅遊業的價值和擴大大學的做法表示異議。他譴責社會主義者仇視利潤並指出控制房租和提供公房對勞動力流動造成的危害。最後他談到“混合經濟的固有矛盾，這在主張共識者的眼裡尤其不可饒恕”。這次短短的演講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更多的內容還在後面。

基思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意避免把使英國受到很大損害的一些做法說成是惡意造成的，如過分龐大的國家開支、國有化、經濟的管理控制、稅收和工會權力等。相反，他認為，所發生的這一切都是出自良好的願望。也許在這點上他是過於大度了，認為別人也和自己一樣有高尚品格。但是，他的明顯的真誠和博愛精神，連同他對過去30年政治的毀滅性批判一起，增強了講演的實際效果。8月間，他在利斯重新談到這一問題。當時，我本人更多地參與了政策研究中心的活動，參加基思的會議，對他的見解發表看法，並且準備我自己在我最熟悉的教育和社會事務領域的意見和文稿。

從基思和艾爾弗雷德身上我學到很多東西。我重新閱讀了有關自由派經濟學和保守思想方面的有創新觀點的著作。我還定期參加經濟問題研究所的午餐會，那裡有拉爾夫·哈里斯、阿瑟·塞爾登、阿蘭·沃特斯等人——換言之，都是那些在我們執政期間出大差錯時持正確觀點的人——他們正在忙著為英國規劃一條新的、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道路。我常常與道格拉斯·黑格教授一起吃飯，這位經濟學家後來成了我的一個非正式經濟顧問。

大約就在這時，我還結識了文雅風趣的戈登·里斯，他以前是電視製片人。他當時是保守黨電視形象問題的顧問。我覺得他對電視這一媒體有著異乎尋常的見識。事實上，到1974年10月大選前夕，我已經和那些我在擔任保守黨領袖的年代裡非常倚重的人建立了大量的聯絡。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講共有三次，最後一次於9月5日星期四在普萊斯頓舉行。（當時他是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早些時候影子內閣就基思的觀點進行了討論，但未作結論。特德拒絕了基思提出的對經濟進行全面重新估價和討論的要求。基思決定，他的意見既不能就此被壓制下去，也不能扔在一邊無人理睬，他宣佈他要就經濟政策發表重要講話。特德和我們大多數同僚都極力阻止他這樣做。傑弗裡·豪和我被認為是影子內閣中最可能影響他的兩名成員，因而被派去設法說服他不要這樣幹，至少要降低他要講的內容的調子：不管怎樣，基思給我看了一份講話初稿。這是一篇我所看到過的作出了最具影響力和說服力分析的講話稿。我沒有提出修改意見。就我所知，傑弗裡也沒有。普萊斯頓演講至今應仍然被看作是為數不多的從根本上影響過一代政治家的觀點的演講之一。

這篇演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詳細地陳述了貨幣主義的方針。它那憂鬱的開場白說：“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著被通貨膨脹毀滅的威脅。”這種說法通常會被看作為危言聳聽。但當時通貨膨脹率達17％，且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使他們感到束手無策。這種情況只能使基思所說的歷屆政府都對通貨膨脹達到如此地步負責的說法更具有爆炸性。他不接受影子內閣所持的觀點，即通貨膨脹是“進口”的，是全世界物價猛漲造成的。事實上，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量過分增長的結果。他解釋說，“松馳的貨幣政策和出現通貨膨脹之間有幾個月或甚至一兩年”的時間差。他也含蓄地——當然也是準確地——指責希思政府造成的剛剛開始的通貨膨脹問題，而且下一年還會增長到災難性水平。他同樣拒絕把收入政策作為抑制通貨膨脹的手段。整篇分析細緻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僅僅把收入政策（我想僅僅這個詞是對影子內閣官方路線的一個小的讓步）作為抑制過量貨幣供應造成的通貨膨脹的方法，就像為了堵住一根漏水的管子不去關龍頭而是試圖堵住漏洞一樣，堵了一個還會發現有兩個……但是在今年以前很久，我們就知道所有這些論點了。1966—1970年間我們處於反對黨地位時，就曾使用過這些論點。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試圖使用收入政策呢？我想我們拼命要信奉它是因為我們實在害怕它的替代物：合理的貨幣政策。”

（當然，我在1968年保守黨政治研究中心的演講中也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分析，所以我感到這也同樣適用於我。）

基思於是指出我們搞災難性的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