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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問題。11月份，特德·希思在一次黨的政治廣播講話中斷言：“政府完全地、無條件地承諾發展經濟並減少失業。”1972年1月20日，關鍵的100萬人失業的大關突破了。2月24日我們在內閣中聽說，經濟委員會已經於頭一天同意了提供3500萬英鎊經費以便使1個造船廠中的3個能夠營業。約翰·戴維斯公開向我們承認，新組的公司集團很難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如果失業總水平比目前低一些，而經濟恢復得更快一些的話，他不會提出上述辦法。人們感覺到有一種不安情緒。有人指出，我們可以預料我們的支持者對該決定的反應將是激烈的。但是，內閣批准了它，而且在2月底，約翰宣佈了這項決定。這是一個小的但值得記憶的不光彩片斷。我與約克·布魯斯了格丹進行了純私人性的討論，他對這個決定持尖刻的批評態度，把它看作是一個嚴重的、不可原諒的180度大轉彎。我深深地感到困惑。
但是，這時我們都有其他傷腦筋的事情。在制定勞資關係法時，我們過於重視如何建立儘可能好的法律體制，而不夠重視如何擊退對我們的方案的攻擊。在對待全國礦工工會對政府和國家構成的威脅時也有同樣的心理狀態。當然我們知道，礦工和電力。工人在工資談判中手中持有一張幾乎不可擊敗的牌，因為他們可以切斷對工業和民眾的供電。1970年12月電力工人的勞工行動發生後，建立了以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領導的調查法庭。該法庭建議第二年2月大幅度提高電力工人的工資，從而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在礦工工會內部有一個人數很多的好鬥的派別，他們對搞垮保守黨政府的興趣至少與顯示工人的力量以提高礦工收入的興趣一樣大，1970年10月，礦工工會舉行了罷工投票，以微弱多數拒絕了國家煤炭局提出的解決辦法。由於害怕發生非正式行動，內閣授權國家煤炭局提出在19——71年中期付一筆生產率獎金。全國礦工工會又拒絕了，這以後國家煤炭局主席德里克·艾茲拉沒有與各大臣商議就提出立即付獎金，並不附帶提高生產率的條件。內閣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也許約翰·戴維斯和其他大臣們在繼續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我也一無所知。而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表明，即使繼續關注著事態發展，也沒有向前看的思想。
到了1971年12月上旬，礦工的工資問題才出現在內閣中，而且似乎是相當偶然的。全國礦工工會於1971年初舉行的年會大大修訂了舉行正式罷工的規則。修訂後舉行罷工只要求55％的多數贊成票，而不是過去的2／3多數票。人們認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全國礦工工會的投票已經達到了59％的多數贊成票。然而，似乎沒有人大為此憂慮。我們都很放心，煤的儲存量無論如何是很高的。
這種自滿情緒是沒有根據的。在聖誕節前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上，羅伯特·卡爾向我們證實，全國礦工工會實際上正在號召於1972年1月9日開始舉行一次全國性罷工。在煤氣和電力部門也有更多關於工資的麻煩。而且我們只需向外看一眼，就會知道，冬天快要到了，這一切意味著電的消耗。但是內閣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討論，我們全都回家過聖誕節了。
聖誕節期間有人認為罷工可能不是全體一致的，而是隻集中在好鬥的地區。但罷工開始兩天以後就很清楚了。這一行動是全體參加的。然後內閣就討論是否我們應當使用勞資關係法中的“冷卻”條款。但是據說很難滿足使用這一條款的法律標準要求——“冷卻”命令只能在存在著有可能促進解決問題的嚴肅前景時才由法庭授權釋出。而在當時情況下是否存在這種前景是令人懷疑的。使用勞資關係法中投票條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沒有特別的原因使人認為，強迫全國礦工工會進行投票會導致除繼續罷工以外的其他結果，也許還會導致工會的態度更加強硬。這令人不悅地表明瞭勞資關係法給我們配備的主要武器的脆弱性。再者，該法的重要部分還沒有生效，而且我們也知道有很多公眾同情礦工。
如今，由政府直接干預以便設法結束糾紛的壓力增大了。回頭來看，把19——72年的形勢與可能發生的1981年礦工罷工以及1984—1985年間一年之久的罷工相比，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怎麼沒有注意到事態的“永續性”——即在有限的或沒有煤的供應的情況下，我們能夠使電站或經濟執行多長時間——而且內閣怎麼那麼容易地相信煤的儲量很大從而被矇騙呢，為什麼不考慮這些儲備煤是否放在可以使用的地點。也就是說，是不是實際上放在發電站。大規模糾察隊將有效地阻止石油和煤進入發電站，內閣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