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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相反，我們作出的反應卻是討論由羅怕特·卡爾進行調解和使用‘緊急權力’的前景，使用這一權力能使我們採取減少電力供應的辦法來使發電站的儲備煤多用幾周。我們對於“使公眾輿論倒向我們一邊”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無用的討論。但是，為了結束罷工，公眾輿論能作什麼？這是我從希思年代學到的另一件事——而且無論如何，總的來說，公眾輿論沒有站在我們這邊。希思時期宣佈過不少於5次緊急狀態。我從這一時期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緊急權力”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緊急涵義及有關決定，都不能企望用它來改變一次勞資糾紛的基本現實。
形勢逐漸惡化了。2月10日星期四上午當我們全都在內閣時，危機出現了。頭二天已經宣佈了緊急狀態。當時羅伯特·卡爾直接與國家煤炭局和全國礦工工會打交道以便尋找一條出路。約翰·戴維斯宣佈了一條爆炸性新聞，他告訴我們說，如今工人糾察隊已把守住大部分剩下的儲備煤使之不能運出，現有的煤甚至都不夠供應到下週末。此後，電的產量將下降至正常供應量的25％。電力的大幅度緊縮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工業將停產。總檢察長報告說，勞資關係法中有關對付次級糾察行動、抵制供應以及引誘其他工人採取行動從而使商業合同無法履行的條款，到2月28日才生效。他認為此次罷工期間的大部分工人糾察隊的活動是合法的。根據刑法進行了幾次逮捕，但是，正如他所說的，“工人糾察隊的活動使得警察非常需要做出困難和富有敏感性的決定”。
這是一種含蓄的說法。約克郡礦工的左翼領袖阿瑟·斯卡吉爾已經著手在他的積極分子中樹立他的好鬥的名聲，1984—1985年期間，我所面臨的出於政治動機的礦工罷工就是他組織的。在內閣開會期間，內政大臣雷吉·莫德林收到了一個資訊念給大家聽。伯明翰警察局長要求西米德蘭煤氣局把蘇特萊焦炭倉庫關閉，因為運輸車無法進入，5百名警察面對的是7千名糾察隊員。
明白他說，這是暴力的勝利，對左翼來說具有傳奇式的意義。對許多政治家的評論員來說，它證明誰也不能指望抗拒礦工。警察的自信心喪失無餘。從這時起許多高階警官更重視維持“秩序”而不是維護法律。實際上，這意味著不能維護個人反對暴民統治的權利——雖然公平他說，警察缺乏採取必要行動的裝備和膽量。對我來說，在蘇特萊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不亞於其對左派的重要性。我懂得，正如他們的所做所為，爭取使工會遵守法治的鬥爭不是在下議院的辯論廳裡進行，甚至也不是地方法院決定的事，而是在礦井和工廠內外，在那裡脅迫和恫嚇被允許橫行無阻。
現在特德鳴金撤退。他任命了一個以無人不知的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首的調查法庭。如今，權力危機已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於我們只能坐在內閣辯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等待全國礦11會透過其會員投票來結束罷工。組織一次投票可能需要一個多星期。因此，當威爾伯福斯提出大量提高工資時，沒有人再想磨嘴皮子了。他提出的增資幅度大大超過了已生效的“不超過1％”的自願工資約束政策所允許的水平。
但是，當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的好鬥的多數執委拒絕了調查法庭的建議，要求更多的錢和一大堆雜六雜八的其他條件時，我們驚呆了。用礦工工會主席喬·高姆萊的話說，他們提出的要求名單是很長的。
特德於2月18日星期五晚上把我們召集起來，商議決定怎麼辦。簡而言之，必須快點結束這場爭議。如果我們還需要再走一英里，那就把它走完吧！那天夜裡晚些時候，特德把全國礦工工會和國家煤炭局的代表召集到唐寧街10號，說服工會放棄要更多的錢的要求，同時對其他要求作出讓步，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接受了，而且在僅僅一個星期之後礦工投票也接受了。這一糾紛過去了。但它對政府和實際上對整個英國政治的破壞作用繼續存在。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是使思想正統的人們確信， 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中， 除了“總體主義”之外沒有別的替代辦法。2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社論明確指出：
在威爾伯福斯的解決辦法出臺後，如果政府想從它的工資政策的廢墟上找到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它只有一條路可走，它必須與英國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正式的嚴肅的談判，以便確定一條走向有序的收入政策的道路。這要求與工業有關的各方面，但首先是政府本身清除老的靈丹妙藥。這不是丟面子，政府可以抓住這一最後時機，重建經濟政策。
驚魂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