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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承諾實際上擱置起來了。但是。到底這種體制對移民的淨額有多大影響還是值得懷疑的。
1972年8月麻煩來了，當時烏干達總統伊迪·阿明宣佈大批驅逐那些獨立後仍審慎地繼續持有英國護照的亞洲人。9月份，整個一次內閣會議都用來討論烏干達的亞洲人問題。我們心底裡都在想，在肯亞和坦尚尼亞持有英國護照的亞洲人現在也有可能被驅逐出境。當我到內閣時，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們應當堅持我們宣言裡的承諾，即不應“再有更大規模的移民”。但特德一開腔就說，“我們不可能拒絕接納這些被驅逐出境的英國護照持有者。總檢察長波得·勞林森解釋說，按照國際法，我們有義務接受他們——如果不考慮國內的移民法的話。這以後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爭論了。後來我感到，從其他方面來考慮，這項決定是正確的。這就是我們無法規避我們的人道主義義務——其他任何人都不會接受這一義務。我看到來到我的選區居住的亞洲人是令人欽佩的勤奮的人民。而且這一措施確實被證明是嚴格控制移民規則的一個例外，而不是走向放棄這條規則的第一步。
然而，我的直覺準確地反映了黨的感受。黨內對此決議存在一種極為不安的情緒。伊諾克·鮑威爾在當年黨的年會上發言，強烈反對這一決議。11月下旬，由於大量後座議員對新移民規則的反對，政府的動議未被接受，特德本人也動搖了。他認識到，公眾輿論不會容忍這種現象重複發生。他成立了一個由大臣組成的小組來研究制定一項阻止移民再次流入的立法。12月份該小組向內閣報告，不主張制定立法，而主張發表一項“宣告”，宣佈英國不一定必須接納被驅逐的大批人員，而是在國際上進行磋商。這時內閣中產生了分歧，因而這種設想也失敗了。這是首相的想法未獲透過的少數情況之一。
我們的移民法案在下議院遭受失敗後，內閣討論移民問題時認識到，人們對其他一系列問題的不滿，給移民問題火上加油。要了解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就需要再回到經濟問題上來。
第四節 逆轉的路程
1972年1、2月份發生了3件事一礦工罷工，上科萊德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和失業總數達100萬。這3件事考驗了政府的決心並發現政府缺乏決心）當失業人數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100萬大關時，總是令人震驚的。經濟學家們稱失業為滯後指標。當時我們不瞭解這一點，它剛剛達到高峰就開始下降。1971年失業的增長事實上是1969—1970年羅伊·詹金斯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後果，鑑於1971年貨幣政策已經大大放寬，主要是放鬆財政管制，我們本來可以坐等這一政策產生效果，即失業人數從1972年開始下降。事實上，特德從來沒有相信這一分析，而且他大大低估了取消信貸管制的刺激作用。他認為有必要採取緊急財政手段刺激需求和降低失業。這一信念影響了他作出的各種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從而使下屆工黨政府蒙受了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而且，由於通貨膨脹減少了許多工作機會，而不是保持這些機會，它最終導致了更高水平的失業。
政府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的態度來源於對更高水平失業的後果的恐懼。同時這也被看作是對左翼好鬥分子的威脅的屈服，因此，也就成為了我們的一條新罪狀。1970年12月份我們第一次討論該公司的問題時，內閣作出了相當強硬的反應。大家同意政府不再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集團繼續給予支援，但還留了一條救生索：只要廠方同意關閉科萊德船塢，並將亞羅造船廠從科萊德集團分離出來，我們將繼續提供信貸保證。亞羅造船廠是為皇家海軍提供重要裝備的工廠，它似乎還可以搶救過來。但是，到1971年6月，上科萊德集團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宣佈進行清算。緊接著科萊德塞德的工人舉行了抗議罷工。7月份，由好鬥的車間代表領導的工會會員們佔領了科萊德集團的4家造船廠。
1971年秋，內閣進行了進一步討論，但政府沉溺於與工會談判，相信工會能夠影響好鬥的車間代表。這些人是工人佔領工廠的幕後策劃者。內閣經濟委員會同意，在清算人尋求解決辦法期間，政府繼續提供經費以使造船廠能夠營業。但條件是工會要作出可靠的保證，對新工作條件進行嚴肅的談判。我的一些同事強烈批評這種做法，他們有理由地保持著警惕，認為這種做法存在著危險，看起來像是在一文不值的擔保面前做出了讓步。但經費還是提供了，談判還在進行著。
現在，公開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失業而不是造船業的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