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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至少我的發言不會空洞無物。當我在1960年2月5日星期五開始發言時，我早已將論點、論據熟記在心，因此雖然有點緊張，我還是不看講稿講了近半個小時。3位政府方女議員——帕特·洪斯比·史密斯、梅芬·派克和依迪斯·皮特從前徘座表示了她們道義上的支援。考慮到這是星期五，議會可以稱是滿座。我很高興有近200名議員參加了投票，我們大獲全勝。我也對議員們個人對我表示的評價而深深感動，特別是議長拉布·巴特勒，他擅長作些含糊其辭的評論，但這一次他的祝賀對於一名新議員來說卻是直截了當、真誠和熱情的。
第二天的報紙清楚地表明，我的發言是成功的，至少目前我已是個知名人物了。《每日快報》驚呼“一顆新星在議會升起”。《星期日電訊報》高呼“……榮譽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昨日交了朋友”。《每日電訊報》平靜地稱之為：“一次大捷”，報上出現了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特寫，電視臺採訪了我。攝像人員來到“朵馬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口答某記者提出的一個十分違反常理的問題時，我說，“我得等我的孩子們長大些才會考慮擔任內閣職務。”不過除了這一處失言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完美。
是否對我的讚揚過度了？我自己毫不懷疑確實是言過其實了，而且也對有可能引起同事們的嫉妒略感緊張。我的發言可稱為勝任的表現。但還遠不是可彪炳青史的事件。
但這是不是一種不祥之兆呢？大選前我曾讀了約翰·布禪的《窗簾的縫隙》一書。我原沒有大多地去思考這本書，直到看到報上那些誇大其辭的標題。約翰·布禪的故事講的是包括幾名政客在內的一群人在一個朋友家過降靈節。在那兒一位神秘的、病人膏育的、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讓他們看一眼一年後的《時代》雜誌中的一頁內容。每個人都看到了一些涉及自己未來的東西。其中一個保守黨新議員看到一則他本人的簡短訃告，訃告說，他曾因一次出色的首次發言而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因他的發言不同凡響而受到各方讚譽和稱頌；可是後來由於缺乏對未來的認識而失去自信心，他一敗塗地，變得默默無聞，虛度時光。我不禁微徽戰慄，把手伸向我的幸運珍珠。
我的提案最終得到透過成為法律，提案中加入了一個重要內容，即：普通公眾與報界同等享有參加市政會會議的權利，但各委員會（除全體市政議員委員會之外）不受此規定約束。儘管我那歷時7天的明星生涯後來有所暗淡，我還是學到了許多，信心大增。
第三節 右派中的偏左人士
後座議員的生活總是那麼激動人心而又緊張忙碌，有一次我竟暈倒在議員餐廳，令我的男同事們驚恐不已。我把儘量多的時間用在議會和各後座議員委員會中，也定期出席保守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的活動，像哈羅德·麥克米倫、拉布·巴特勒、伊恩、麥克勞德和伊諾克·鮑威爾這樣的保守黨內的傑出人物和彼得·厄特利這樣才華橫溢的年輕的保守黨記者都常到這個俱樂部演講。
這個時期，晉升和成功的自然途徑是臍身政治中心併成為保守黨內的左翼。最重要的是，正在崛起的保守黨政治家必須避免成為“反動分子”。沒有什麼別的可比擁有這一標誌更容易使人遭受社交和職業上的損害了。這個時期的保守主義缺乏生氣。儘管如今人們普遍認為60年代的道德敗壞及社會和經濟遭受破壞的形勢主要指1964年後的工黨政府執政時期，保守黨則應對60年代初期的放任自流和犬儒主義趨勢承擔主要責任。
保守黨在60年代初確實處在它不常有的自嗚得意的階段。1959年麥克米倫以壓倒多數贏得了勝利，其影響隨後持續擴大，這一切甚至使無黨派傾向的評論家也認為保守黨是“現代化”的政黨，而以“布帽形象”出現的工黨則面臨淪為永久性反對黨的危險。有一天晚上拉布·巴特勒在新議員會餐俱樂部對我們說，如果保守黨策略得當，未來的25年裡我們都可以政權在握。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沒什麼動力促使人們對政策作認真的前瞻性的思考或進行哲學反恩。當時保守黨內主要爭論的是伊恩·麥克勞德的“爬出非洲”的論點。年老的右派們抱怨英國放棄了對白人定居者和非洲多數部落農民的責任，把權力交給了城鎮中毫無根基的非洲人政治家，這些人不久將成為獨裁者。以後的時間表明瞭這些擔憂似乎是有預見性的；但在60年代初期它們看似在戀戀不捨地追求幾乎已隨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