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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帝國。保守黨議員中一小部分熱情洋溢的人支援這種批評意見；而我們大部分人則認為伊恩·麥克勞德把保守黨的殖民政策“現代化”了，因而支援他。
回顧60年代的情況，奇怪的是，儘管保守黨日益嚴重地擔心自己失去對當代發展潮流與時尚的把握，它實際已開始不瞭解普通保守派百姓的本能和願望。在涉及工會、移民、法制和向第三世界援助等不同問題時情況如此，而在涉及經濟管理的問題時這種情況尤為嚴重。
這倒不是通貨膨脹的問題，1959年冬到1960年的通貨膨脹率為零，而且直至1961年夏季前一直不到5％，但是收支平衡問題被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制約，當時採取了一些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如控制信貸、提高利率、尋求國際貸款以支撐英鎊、提高稅收及一定模式的收入政策等，這些措施在以後的15年中變得家喻戶曉。
當時看不到那種後來產生“賽爾斯登人”和撤切爾主義的反思、伊諾克·鮑威爾正在推行麥克米倫主持的最大的公共開支計劃之一的建造醫院的10年計劃。只有少數後座議員（包括新上任的約翰·比芬）準備就反對收入政策和支援對通貨膨脹進行金融控制的問題進行辯論。的確，對通貨膨脹（對失業而言）的不健康的擔憂一直被當權者們視為反映了英國社會中沒落階層（如領取養者金的固定收入者）的利益，而不反映保守黨總部想像中的新興的、活躍的“年輕經理們”的利益，後來領養老金的固定收入者讓我們在諸如奧爾平頓和米德爾斯伯勒西區這樣的保守黨腹地的補缺選舉中領教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這一切，加上1962年開始的一系列醜聞，標誌著麥克米倫保守主義自嗚得意時期的結束。隨後的幾年裡我們經歷了失敗，成為反對黨，最終進行了反思，保守黨人本能地放棄了家長制，開始了保守主義的新的風格。
儘管任後座議員時期我與政府和保守黨內主流的正統派之間的關係沒有出現太大的麻煩，我卻明白，即使得到了一些喝彩，我不是那些可以青雲直上的年輕保守黨人中的一員。我有自己的理想。對於我們正在前進的方向我感到不安，僅僅是有點不安而已。但對於一個信仰財政穩定、自由企業的創造潛力和社會紀律的人來說，確有許多事情值得擔憂。
對我們的經濟管理瞭解得越多印象就越差。我認真地聽取了保守黨後座議員奈傑爾·伯奇的發言，他嚴厲批評政府沒能控制公共開支。政府的論點是，只要經濟繼續增長，就可承受公共開支的增加。這就迫使我們實行過分擴大需求的政策，而當它對收支平衡或英鎊產生壓力時又猛然收回這種政策，這正是1961年夏天的情形。財政大臣塞爾溫·勞埃德推出了一個緊縮通貨的預算和我們的第一個收入政策——“暫停支付”。另一項作法當然是把稅收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之上。財政大臣惟恐基本所得稅上漲，特別強調要制止逃稅和漏稅，透過不斷擴大國內稅收許可權來達到此目的。作為一名稅務律師，也源於我自己本能地不喜歡賦予官僚們更多的權力，我對這一問題反應強烈，並幫助“保守黨法律界人士協會”寫了一份批評性的報告。
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到應徹底糾正刑事政策中時尚的自由派傾向，於是發言並投票支援一項有關用樺木條或答杖抽打年輕重犯的新條款，我們有些人想把此款加入當年的“刑事司法法案”中。在當時盛行的輿論氛圍中，我知道這一條款會使我遭受那些自視高尚和心地善良的評論者的奚落。但我的選民們並不這麼看，我們右派議員中的許多人也不這麼看。儘管新條款被徹底地擊敗了，這是可想而知的，卻有69名保守黨後座議員投政府的反對票而支援這一條款。這是我黨自1951年執政以來的最大一次黨內造反，議會督導辦公室對此頗感不悅。這在我的下院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不按我黨方針投票的情況。
1961年的夏季在政治上真可謂豐富多采。我一直關注著外交事務，其中占主導地位的事件是肯尼迪與赫魯曉夫之間關係彆扭、蘇聯人建起了柏林牆（議會就此開會討論）、與本國關係更密切的是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而開始的談判。也有種種關於內閣改組的猜測。儘管我的名聲稍稍受損，我還是有理由認為自己可能是改組的受益者。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處於公眾的注意中，這不僅因為關於肉體刑罰的演說，為居住高層住宅的學齡前兒童缺乏必要設施的問題我與弗林特東區的工黨議員艾裡妮·懷特一起舉行了一次新聞釋出會。由於當時大量設計低劣的，可怕的高層樓房正拔地而起，這一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不過，我自認為可以從改組中受益的理由很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