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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她認為我會喜歡的東西時,她就會告訴我。
在格蘭瑟姆的童年經歷使我確信,營造快樂家園的最好辦法是保證家中熱鬧而活躍。這並不難做到。我自己的生活早已忙得不可開交。當議員之前,我既忙於法律工作和竟選議員,又得盡母親和妻子之責。當選議員後生活節奏更加緊張。家裡請了一位幫工料理日常家務,但有些事我堅持自己做。無論議會何時休會,甚至是清晨,我都驅車趕回法恩伯勒為丹尼斯和家人準備早餐,也為自己拿點水果或喝杯咖啡。然後我會把兩個孩子、有時還有另一個當地的孩子一起送到學校,我們幾個母親輪流負責送孩子上學。隨後我一般出去買點東西,再驅車45分鐘趕到威斯敏斯特,議會下午2點30分開會。
儘管須經常從事選區工作,周未還是有機會整理家務,並像在格蘭瑟姆時那樣做許多烘烤食品。夏天的幾個月裡丹尼斯、我和孩子們就在花園裡幹活,孩子們邊幹邊玩。但在橄欖球季的每個週六,丹尼斯很可能去作裁判或觀看球賽,這是自我們結婚之初就定下的嚴格的、雷打不動的安排。有時,當他去給一場重要的比賽做裁判時,我也一同前往,不過我的注意力常常受一些絕非讚美裁判的話打擾,英國觀眾喜歡對裁判的做法品頭論足。每星期天,我們帶兩個孩子參加法恩伯勒教區教堂的家庭儀式。丹尼斯信聖公會教,但我們認為如果我們不去同一所教堂孩子們會無所適從。好在我們當地的教堂屬低教會派,這使得身為衛理公會教徒的我比較容易轉變。不管怎麼說,就像約翰·威斯利至死都稱自己為英國國教教徒一樣,我也沒覺得自己跨越了什麼大的神學分水嶺。
周未對我來說是一種無價的強身怡神的補品。全家外出度假也是如此。我還記得自己去斯克格尼斯度假時的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我的結論是,對小孩子們來說,最好的莫過於鐵桶、鐵鍁和大量的活動。因此我們曾在薩塞克斯海邊緊靠海灘的一所房子裡住了一個月,周圍總能見到其他有小孩的家庭。後來我們定期去懷特島上西維的一家家庭旅館或在村裡租個公寓。乘渡輪過索倫特海峽對孩子們就像一次歷險, 和所有孿生子女一樣, 他們總愛互相嬉鬧比試。去海邊的路上要經過一處叫“四個馬克”的地方,我總也回答不了馬克關於這四人到底是誰的問題,同樣也沒能想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來答覆卡羅爾,她認為這太不公平了,應該有個叫“四個卡羅爾”的地名。馬克不甘示弱,指出聖誕頌歌並沒有一個男性的稱呼,這同樣不公平。
1960年我們計劃帶孩子們出國到佈列培尼去度夏季假日。但臨出發前馬克出了水痘,旅行只得取消,這令每個人失望。為了彌補,我們決定聖誕節去瑞士的倫策海德滑雪,這可是更加冒險的事。我們以前誰也沒滑過雪,所以先參加了斯隆廣場的一個滑雪俱樂部,並在出發前在利裡懷茨上了一堂滑雪課。那次度假真是太妙了,以後我們每年都去那兒並都住同一個旅館。我喜歡那兒的景緻和運動,而且後來越來越愛吃那兒的熱巧克力和點心。
家庭生活中,人們既能享受快樂,又得承受痛苦,這話雖然顯得有點陳詞濫調,但對每個人卻都是千真萬確的。身後有個家庭作依靠會使從政者感到有巨大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家人受到的折磨會使人感情受傷害。我總為馬克擔心,他似乎容易受到一切細菌的感染,某年冬天他在倫策海德還得了肺炎。有一次他得了闌尾炎,我只得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醫院,那是我生活中最糟的一段時間。以後的幾周內我花很多時間陪他,卻又擔心卡羅爾會感到被冷落了。於是我給她買了一隻非常漂亮的玩具熊,給它取名為亨弗裡。不管卡羅爾如何看待這位新朋友,我卻變得離不開它了,甚至把它帶到了唐寧街。不過後來它那髒兮兮的樣子令我不快,我把它洗了洗,它卻因此可憐得四分五裂了。“亨弗裡竟只能如此短暫地輝煌”。
我不知道一個人在什麼時候更操心他的孩子,是他們在跟前時呢,還是當他們遠離自己時。我要求兩個孩子在年幼時呆在家裡,後來我還是同意讓他們進了住宿學校,1961年馬克上學的那所附近的小學要關閉了,丹尼斯說服我讓他去貝爾蒙特預科學校,至少貝爾蒙特就在芬奇利旁邊,我可以常帶他出來吃午飯。我也知道萬一有什麼緊急情況,他離得並不太遠。當然,卡羅爾也不甘被冷落,她決定也要上住宿學校,兩年後她如願以償。他們走後家裡顯得空蕩蕩的。
這個時候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又一個永遠無法填補的空洞,1960年我的母親去世,我失去了母親。她一直是全家穩定的基石。她操持家務,需要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