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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店裡幫忙，招待客人，支援我父親的工作，作為市長夫人，為教堂做了許多自願性的社會工作，還顯示了諸如縫製衣服等一系列的實用家政技能，我們從沒聽她抱怨過什麼。就像許多隻為他人而活著的人一樣，她使她的丈夫和女兒們有如此成就。她的一生很不容易。儘管成年後我更多地談及父親對我政治上的影響，但從母親那兒我繼承了將繁忙生活中的諸多職責組織和結合起來的能力。雖然她的去世並非來之突然，我還是深感震動。母親發病時我們正在埃塞克斯的姐姐家，丹尼斯和我驅車送她去格蘭瑟姆作急救手術。此後她一直沒有完全康復，幾個月後便去世了。連年幼的孩子們也沉浸在悲痛中。母親的葬禮後，父親到“朵馬斯”來與我們同住一段日子。一天晚上給他鋪床時，我看到枕頭上有馬克寫的一小張紙條：“親愛的外祖父，姥姥死了我真難過。”看了叫人心碎。
第二節 新手試立法
新手試立法，
不管怎麼樣，我深感欣慰的是父母都已看到他們的女兒作為議員進入了威斯敏斯特宮。可以說他們實際上真地“看到”了，因為報紙上刊登著我頭戴新帽子步入議會的形象極佳的照片。議會開會的前一天，我作為“1922年委員會”——這是所有保守黨後座議員所屬的委員會——的成員討論議長人選時，第一次真正接觸了保守黨議會黨團。這個喧鬧而煙霧騰騰的屋子裡的幾百人中，我只認識一小部分，但我馬上感到如魚得水。
那時侯所有的人都那麼友善。議會督導員會找每位新議員就議會規則和組織體制談一次話。關於如何應付記者，老議員們給了我有用的提示。他們還告訴我，不要僅僅關注外交和財政這類大問題，我也必須找一、兩個不太熱門的話題使自己有所建樹。另一個很實用的指導意見是為自己找一位“對手”，我立即就把來自利茲西區的工黨議員查裡·帕內爾定為“對手”。他以前住在我原來的達特福德選區時我就認識他。他正是那種我所喜歡的有幽默感的正直的工黨人士。威斯敏斯特宮對於那些還不熟門熟路的人來說似乎就像一座由令人暈頭轉向的走廊組成的迷官。直到過了一段時間後我才能較容易地走對路。茶室、圖書館和主要委員會的屋子都是我常去的地方。“女議員室”是為25名女議員單闢的二間屋子，我通常能在那兒找到一張可供工作的寫字檯。由於氣味和習慣的原因我不進吸菸室。我那位極其高效率的秘書帕迪，維克特·史密斯與其他幾位秘書一起在一間大辦公室中有自己的辦公桌，我們就在那裡處理選民的來信。下院的中心是議會會議廳，這一點在那個時代更明顯。我早就聽說過，在這兒的經歷是無與倫比的。財政和外交委員會的會議使人增長見識，每週一次的“1922年委員會”的會議氣氛活躍。但只有當一名議員完全融入議會的氛圍直至議會程式成為他的第二本性、議會辯論風格成為他的本能後，他才能成為那種最受尊敬的英國政客——“下院議員”。
我就是這麼做的。我在早已安排好的過道後面第四排的座位就坐，31年後當我從首相位子上退下後又再次回到那個座位。議會本身曾是——而且現在仍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地方。我發現，單從喧鬧的程度就可證明這一點。我對大學辯論和大選競選演說習以為常，但以前幾次在旁聽席旁聽議會會議的經歷還不足以使我對這種喧鬧心理上有所準備。我與一位同事談起此事時，他只是大笑著說：“你真該聽聽蘇伊士運河戰爭時期的議會會議！”不過，我不久就發覺這兒的男性為主並沒有壞到男性偏見的程度。工業界、律師界和保守黨選舉政治時常以不同的方式迫使我深感作為婦女的卑微。但在下院中我們都是平等的；某些國務大臣如在其言談舉止中流露出他們自認為高人一等的話，那麼災難就會降臨到他們頭上。不久我就欣喜地看到，只要對某個問題具有真正的、合乎邏輯的和有技術性的把握，就能贏得議會雙方的尊敬。棧薄和虛張聲勢很快就會暴露。也許每一代年輕男女後來都會認為，他們眼裡的偉人具有其同代人所缺乏的完美形象。然而，如果現在要在後座議員中尋找大批能體現當年議會特點的具有非凡經驗和才華的人物，那我一定會陷入困境。幾乎不管是什麼問題、議會雙方都會有人就此提供大量專門的知識和有關的直覺看法，前、後座議員都會十分尊敬地聆聽。
事實上，在我任議員的最初幾個月中幾乎沒有機會去輕鬆地獲得有關議會的知識。我和其他310名議員一起就下院立案討論“私人法案”而進行抽籤。我吃驚地發現自己抽到了第二名，從來不曾有過如此好運氣，簡直像中了頭彩一樣。只有前幾名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