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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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孩子帶到朗尼拉公園去玩，每天兩次。這反而對他（她）們有好處，因為他（她）們開始習慣於見到其他孩子並與他們一起玩耍。起初，我們不懂公園的規定，球曾被公園管理員沒收過。一般都是保姆芭芭拉帶馬克和卡羅爾去公園。週末時，由我帶他們出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護理所接受過訓練，孩子們特別喜歡她。

50年代，婦女的作用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在那之前，家庭一般比較大，等最後一個孩子長大離開家時，婦女一般年過中年；由於還沒有可節省勞動的電器，做家務花的時間比較多；家裡也常常是一個社交場所，全天都有從送奶工到擦窗戶的各種生意人光顧，有的也許只是進來聊會兒天或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婦女有機會或感到有必要出去工作。50年代，這種情況開始改變。到80年代的時候，一切大有改變，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家庭變小了，孩子們離家時，婦女還比較年輕；由於有了家用電器，家務負擔輕了；每週去一趟市場或超市，代替了以前等人送貨上門。80年代也出現了另外一種變化，即這樣一種趨勢：婦女開始在結婚後繼續工作，30來歲時離開工作去生兒育女。

這些變化使許多人主要是中產階級強烈要求對兒童保育機構實行稅收減免，如保姆、遊戲組織，或者以教育的形式出現的託兒所。作為首相，我頂住了這種壓力。有工作的婦女本來就給家庭帶來更多的收入，而在家裡照顧孩子的婦女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的收入。我認為不應該用後一類夫婦交來的稅去補貼前者的家庭，這是一個是否公正的簡單問題。

當然，以上這些看法並不影響我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做出自己的決定。我特別幸運，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來僱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時照顧孩子。只要我能夠巧妙地對每件事作出細緻。的安排，我就能既作一個稱職的母親，又作一個有效率的職業女性。只靠別人照顧孩子是不夠的，我得安排好我的時間，以便有時間與孩子們在一起。而等我成為一名出庭律師後，我還可以在接多少案子上有一定的自由。我可以根據家庭的情況在某種程度上調整自己的工作量。至於政治，我們生活在倫敦，我的丈夫在倫敦地區工作，議會也在倫敦——很明顯，我必須找一個在倫敦的或倫敦附近的選區。正是綜合以上這些不太尋常的情況，我才決定我的孩子雖小，我仍可考慮當議員。

我有了雙胞胎後不久，約翰·黑爾從中央總部給我寫來了信：

“我很高興獲悉你生了雙胞胎。你太聰明瞭。這將對你作為一名候選人產生什麼影響？我已高興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選人名單，如果你不希望我這樣做，請告訴我。”

我回信表示感謝並寫道：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對雙胞胎後——此前我們從未想到會有兩個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6個月內不考慮當候選人。家裡需要很好地重新組織一下，還需要找一個可靠的保姆，然後我才能放心地去做別的事。”

因此，我的名字，像約翰·黑爾所說，“暫時冷藏起來”。什麼時候再列入候選人名單由我來做出決定。

我自己劃定的6個月的政治過渡期很快過去了。我也已經透過了律師最後考試。我起初考慮專攻專利法，因為我想這樣我就能夠利用我的工業和科學知識。但看來搞專利法的機會是有限的，也許搞稅法會更好。無論做什麼，我都需要刑法的基礎。因此，1953年12月，我參加了內殿律師學院的弗雷德裡克·勞頓律師事務所，開始了6個月的見習。弗雷德裡克·勞頓律師事務所是一個習慣法事務所。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刑法律師之一，他機智，他對人的本性及自己的職業看得很清楚，用詞通俗易懂。他給了我精心的指導。

實際上，我必須取得不少於四類律師事務所的工作經驗，這部分是因為要想專門從事稅法工作，首先必須在幾個領域內都有一定基礎。所以我領略了刑事法庭的唇槍舌戰，也欣賞了財務法庭裡精確的表述，然後又研究公司法的細節。但我越來越自信地認為稅法將是我的長項。它與我的政治興趣交匯在一起。稅法是理論和實際的極好結合。還有一點我們很有把握的是，搞稅法絕不會缺乏客戶，因為許多客戶急於從極其複雜並不斷變化的大量稅法中找到路子。

學習、觀察、討論及最終從事法律工作對我的政治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可能有點不尋常。熟悉法律往往至少使人產生某種程度的玩世不恭，如果說不是油滑的話。　而對我來說，　熟悉法律使我更加深刻地理解“法治”的意義。“法治”是保守黨人掛在嘴邊上的一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