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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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改變我正在牛津學習的專業。”諾曼·溫寧說，他在劍橋讀初級學位時是學物理的，後來拿第二學位時改學法律。我說，在大學再呆幾年我根本負擔不起。他回答說還有另外一種途徑完全可行，但要下苦功夫，可以在倫敦或倫敦附近找個工作，參加任何一個律師學院，晚上學習準備法律考試。這正是我在1950年所做的。現在，有了丹尼斯的幫助，我可以不必工作而集中精力學習法律。我需要閱讀的東西很多，還在法律教育委員會聽課。

由於既要操持家務又要攻讀法律，我曾經決定不得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暫時擱置我的政治追求。我剛26歲，可以這樣做。我將我的想法告訴了保守黨總部。但作為一名年輕的女候選人，　我有時仍受到公眾的注意。　例如，1952年2月，《星期日寫真報》刊登了我就婦女的地位寫的文章《伊麗莎白新時代的晨光》。我也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的選區發表講話。總之，我雖然努力想下決心暫時擱置政治，但對政治難以割捨，我難以那樣去做。

我同丹尼斯商議該怎麼辦，他說我無論怎麼做他都將支援我。因此，6月份我去總部見貝麗爾·庫克並告訴她：“沒有用，我必須面對現實，我不想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我知道她會怎麼說。她對我表示全力支援並介紹我去見負責候選人事務的黨的副主席約翰·黑爾。他以極其親切的方式告訴我，當一個下院議員會給家庭生活帶來許多的壓力。我告訴他，我和丹尼斯已經討論過了，我們準備承受這樣的壓力。我說我希望下次能有機會在一個比較容易獲勝或有把握獲勝的選區竟選，我們一致認為，由於我要照顧家庭，又要學習法律，這個選區最好是在倫敦或在倫敦周圍30英里範圍內。我當即要求他考慮我作坎特伯雷選區的候選人，因該選區即將選拔候選人。雖然我沒有成為坎特伯雷的候選人，我離開中央總部時對此行的成果還是十分滿意的。

約翰·黑爾向我提出的問題——我將如何兼顧家庭生活與政治很炔變得更加現實了。1953年8月，我的雙胞胎兒女馬克和卡羅爾降臨人間。離“那個孩子”出生還有六個星期的一個星期四晚上，我開始疼痛。白天，我已看過醫生，他讓我下週一再去醫院做X光檢查。他說，有點事他需要再查一下。現在看來我不能再等星期一了，我馬上被送進醫院。醫生給了我鎮痛藥，幫助我晚上睡眠。星期五早晨做了調光檢查。令大家十分驚奇的是檢查發現我要做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不幸的是，還有別的事，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產手術，兩個基本點小嬰兒，一個男孩，一個女孩，出生時並沒有馬上見到他們的父親。因為丹尼斯預計一切正常，他就去橢圓板球場看國際板球決賽了，無法跟他聯絡。那天，他得到兩條同樣驚奇的好訊息。英格蘭板球隊戰勝了澳大利亞隊，他自豪地成為一對雙胞胎的父親。

我要在醫院住兩個多星期。實際上，那個時候，產婦一般要住三個星期的院才能出院。這就意味著在產後恢復期的最初幾天不舒服的日子過後，我發現我又有時間了。當然，我們過去一直以為撒切爾家庭將只再添一名成員，因此，第一件也是最急的任務是給有關商店打電話，訂購兩套嬰兒用具，而不是一套。很奇怪、將馬克和卡羅爾帶到這個世界上既使我感到巨大的輕鬆和幸福，也使我感到不安。母親對孩子的愛可能是我們擁有的最強烈、最本能的感情。許多人把“只”做一個母親或“只”做一個家庭主婦看作是第二重要的事情，我從來不是這樣的人。無論我當首相前還是當首相時，每當我聽到這樣的暗示，都十分氣憤。當然，做一個母親及家庭主婦是某種高尚的天職，但是我卻感到它不是我唯一的天職。我知道我也想有自己的事業。我經常引用泰恩茅斯的議員艾琳·沃德說過的一句話，“家庭必須是一個人生活的中心，但是一個人的抱負不應侷限在家的範圍內。”我確實需要有個事業，因為，很簡單，我就是那樣一種人。而且，並不是任何事業都行。我希望的是一種能使我保持思維敏捷，並能為我的政治前途做準備的事業，我相信我完全適於從政。

因此，我在醫院住了一週後就下定了決心。我讓人把12月份律師最後考試的申請表寄給我，填好後連同考試費一起寄出。我知道我對自己玩的這點心理遊戲將保證我帶著我的雙胞胎子女一回到天鵝公寓就投入法律學習，而且我需要好好組織我的生活，以便既能做一個母親，又做一個有專業的職業婦女。

實際上，這並不像聽起來那麼難。我們在天鵝公寓的房子挺大，足夠用，但也有不足之處。因為是六樓，我們就在所有窗子上裝上窗欞。沒有花園，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