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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上大學時及以前讀到的材料中，我就已經清楚地知道自由制度和非自由制度的區別是，前者是法治的制度，而後者則是暴力的制度。但“法”的本質是什麼？它的演變過程是什麼？它為什麼在英國根深蒂固而在別處卻根基很淺——近代歷史已證明這一點。我正在學習的法律教材基本上不是來口答這些問題的。但這些教材中所闡述的法律原則使我不斷想到這些問題。同樣，當我讀到英國法律形成階段的著名法官的故事時，我對英國法院為英國的自由奠定基礎的神秘的積累過程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
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A·V·戴西的作品——特別是他的經典教材《憲法之法則》。多年來，人們總是習慣於攻擊戴西教條式地反對新的行政國家，現在仍有許多知識淵博的評論家仍在這樣做。但我卻對他的理論深表贊同——有一點可能並非不重要，即戴西雖然是個法律大師，但從內心講，他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派。用戴西的活，“憲法之法則”源於“幾代英國政治家和律師不斷努力錘鍊出來的兩個指導原則”。第一個是議會至上，第二個是法治。我把法治簡單概括為“法律高於一切”，這種概括當然是不充分的，無論戴西1885年創作時，還是大約70年後的今天我讀他的作品時，法治這個詞仍具有濃厚的英國或至少是盎格魯撤克遜風味。我後來又讀了海克的代表著作《自由之憲法》和《法律、立法與自由》後才真正開始認識到這一原則有廣泛的應用性。
如果政治已融入你的血液，任何事情都像是又把你帶回到政治去。不管是回味戴西的著作，鑽研複雜的稅法，或者與律師學院保守黨協會的成員們討論當前的問題，我的腦海中最重要的還是政治問題。因此，當1954年12月我聽到奧爾平頓選區有候選人空缺時，我馬上給中央總部打電話，要求將我列入候選人名單，因為我知道，奧爾平頓與我的舊選區達特福德為鄰，離倫敦也不遠。我參加了面試，並進入縮小的候選人名單。我與丹尼斯坐在選拔委員會的會場外，我聽到來自當地的候選人唐納德·薩姆納（也是當地保守黨協會主席）在他的講話中堅定地表示，奧爾平頓真正需要的是“一位真正瞭解這個選區的一切的議員——一個知道洛克斯博特姆（奧爾平頓舊名）道路狀況的人。”我和丹尼斯都禁不住大笑。唐納德·薩姆納成為該選區的候選人。
選拔委員會的決定自然使我很失望，因為奧爾平頓本可能是我理想的選區。現在看來，在大選前——大選好像越來越近了——找到像奧爾平頓這樣對我合適的選區非常不大可能了。因此，我寫信給約翰·黑爾說，我現在將“繼續從事律師工作，多年內將不再考慮進入議會的事”。他也許比我自己更瞭解我，他在回信中說，如果在肯特郡有某個能夠獲勝席位的話，希望我至少重新考慮我的決定。但我堅持自己的決定，同時，我也表示如果需要，我總是願意到選區去講話，而且將積極參加大選運動。
雖然，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忠誠的保守黨人，但一段時間裡我已感到政府本來可以在放棄社會主義、實行自由企業政策方面採取更進一步的、更快的行動。但要想說服公眾輿論——或者其實是他們自己——使他們相信味道濃一點會更可口是不容易的。實際上，到1955年，在取消控制方面，或將國有化的工業還給私營部門方面已取得了不少但步伐不大的進展。食品配給制也最終停止了。已採取重大措施來恢復貨幣的可兌換性。鋼鐵國有化已經停止，而且已開始出售公路貨運企業。此外，自1951年以來，國有部門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穩步下降。還有一件事對未來具有重大意義：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壟斷被打破，商業電視開始運作。
第三節 蘇伊士運河事件及以後
保守黨關於政策問題的考慮也變得更加自信，更加激進。把近年來保守黨出版的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一個國家》（1950年10月）及《變革是我們的盟友》（1954年5月）進行比較，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兩部著作是由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議員撰寫的。他們包括伊諾克·鮑威爾、安格斯·莫德、羅伯特·卡爾及特德·希思、伊恩·麥克勞德（後兩位只參加《一個國家》的撰寫工作）。眾所周知，《一個國家》涉及的是社會政策，而社會政策是一個很難的話題，特別是在保守黨政府不得不減少公共開支的時候。但該檔案相對溫和的態度表明保守黨採取的是守勢的辦法和思想。檔案強調（當然很有說服力地強調）保守黨仍將致力於建立一個福利“安全網”，保證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於某一標準，保守黨也將堅持安東尼·艾登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