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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可以更加自然隨意，也更靈活，可以隨時加進一個笑話或譏諷。儘管我所談到的這個辯論是關於稅務方面的，當我批評政府在收入政策和稅收政策上獨斷專行、破壞了法治時，代表們齊聲喝彩。我還十分誇張地說——這一點我必須承認，“對英國來說所有這一切是根本性的錯誤。這不僅僅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步，而且是邁向共產主義的一步。”一些動輒大驚小怪的記者未敢苟同，但不久前改名的、仍為中左的《太陽報》態度則截然不同，它評論道：“一個厲害的金髮女郎警告人們正在走向毀滅之路。”
我正確地看到，社會主義者對待公共支出和稅收的態度與他們對待公共開支與收入政策的態度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絡——即同一個集體主義綱領下的兩個方面。如果它們得以全面實施，危害的將不僅是經濟自由，還有政治自由。但那時我和幾乎我的所有同事都未能認真考慮以上問題對我們自己政策方面的全面影響。儘管我們想降低和簡化個人以及商業稅賦，我們始終傾向於設想（這不僅僅是為了公共宣傳，而是我們的真正想法）——經濟的快速發展，公共開支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的不斷降低，將允許我們減少稅收。我們曾有一些用於降低社會主義專案的公共開支以減少浪費的計劃。但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能夠創造一種對企業有利的環境，以便建立一種“良性迴圈”，即經濟高速發展，既使稅率降低，也可大量增加稅收；而稅率低又進一步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應該做的那樣來認真對待緊縮公共支出問題。實際上，在這上整個時期，無論是1956年，1966年，或1976年，保守黨政府或工黨政府都是在英鎊危機，黃金短缺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預時的緊危情況下才真正削減公共開支。這個做法直到1979年大選前期才最終得到改變。身為反對黨的保守黨提出緊縮公共支出的計劃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相信必須這麼做。
60年代，我們作為可能成為未來政府的在野黨未能考慮我們在收入政策上究竟持何立場，這至少同樣是個嚴重的問題。例如，伊恩·麥克勞德和我在強烈反對工黨的法定收入政策時，我們知填我們反對什麼，但我們並不十分清楚我們贊成什麼。這也情有可原，因為影子內閣內部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特德·希思一貫注重實際，力求解決問題，並引以自豪，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他從來沒有起應有的主導作用。影子內閣中唯一從原則上反對制定各類收入政策的人——無論是自願還是非自願的——是伊諾克。鮑威爾。而在我1967年進入影子內閣時，他還沒有能夠說服他的同事們。
但伊諾克是對的。他在經濟政策上有過兩次理性飛躍。而基思·約瑟夫和我在多年後才做出這樣的理性飛躍。首先，他已認識到並不是工會抬高工資而引起通貨膨脹，而是由於政府增加了經濟中的貨幣供應量引起了通貨膨脹。因而，收入政策與制止通貨膨脹的政策極不相干。收入政策在其他方面的影響——降低人們的積極性、引起誤導、導致罷工，而使國家與工會對立——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實際上是政府自己造成了問題，卻指責別人。那時及後來伊諾克卻未能吃透的唯一的一個方面是工會權力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間接關係的重要性。這主要是因為工會權力過大會使實際工資水平大大高於市場水平，這種過高的工資又會使工會會員失去工作，導致會員及非會員的失業人數增加。由於政府對排長隊領救濟的情形極為敏感，就會做出如下反應：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量。這會在一段時間內擴大需求，增加就業，但同時也增加了通貨膨脹。所有這些變化將促使工會再次抬高工資。一切又將從更高的通貨膨脹水平上再次重複。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實行貨幣緊縮政策，減少工會的權力。前者是為了制止通貨膨脹，後者是為了不讓工會製造失業，因此，我們將不得不在某個時候解決工會法的問題。除此之外，伊諾克關於通貨膨脹原因的認識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他已認識到共識性經濟政策造成另外一種十分有害的想法，這涉及到國際收支經常專案的所謂“制約”作用。為了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人們認為有必要實行總體主義的干涉主義產業政策。但是真正的“制約”是由聯絡匯率制帶來的。人們接受了它，沒有向它挑戰。如果像伊諾克倡議的那樣允許英鎊自由浮動，所謂的國際收支的“制約”就會消失了。實行其他干涉主義做法的壓力也同樣不復存在。正如他1967年在經濟事務研究所的一本小冊中所闡明的，“控制貨幣的國際價格像控制市場價格的任何其他做法一樣，將導致其他的控制，而這些控制是對每個人自由交易、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