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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我家裡的事情安排得很好,使我能夠按著議會極為緊張的日程去工作。馬克和卡羅爾都上寄宿學校了,不在家。雖然1965年丹尼斯將他的家族所屬公司出售給卡斯特羅爾公司,該公司不久又被伯馬赫石油公司收購,但他在生意界仍十分活躍。我們感到如果我們在離下院不遠的威斯敏斯特花園區租一幢房子,生活將更為方便。我們賣了我們在法恩伯勒的房子,在坦布里奇韋爾斯附近的蘭伯赫斯特買下了一座叫“蒙特”的住宅。這是一幢模仿都鋒式建築風格的房子,有一個很大的花園。室內裝飾是我少有的幾種業餘愛好之一。我當時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給臥室刷油漆。貼桌布上——共有8個臥室。但我還是被那大客廳和樓梯嚇壞了,不得不請來了專業人員。我們買這所房子的原因之一是想讓孩子們放假從寄宿學校回來後在鄉間有個去處。但他們這個年齡的孩子們好像更願意在倫敦與他們的朋友呆在一起。因此,“蒙特”並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得以充分利用。但我進行的裝飾和修繕並不是徒勞的,在1972年我們把房子賣了,用賣房款買下了在福拉德街(切爾西)的房子。1979年我搬進唐寧街10號前那所房子一直是我的家。
我感到這項新的工作很適合我,而且我是在一個令人激動的時刻開始這項工作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方式的不連續性和不負責任的現象當時已經顯而易見。由於工黨政府未能實現喬治·布朗在1965年9月發表的關於《國家計劃》中對經濟發展作出的樂觀的預測目標,他的“國家計劃”成為工黨的沉重負擔。工黨政府在1966年5月的預算中宣佈將徵收“選擇僱傭稅”,工黨這樣做違背了它選舉前做出的“不大幅度增加稅收”的諾言,這種工薪稅的重擔實際上特別落到服務業頭上。反對這項新稅是我的一項重要任務。政府與職工大會早在1964年12月的多事之秋就宣佈了一項聯合“意向宣言”。該宣言的失敗表明工黨政府依賴它所宣稱的與工會的特殊關係來實現“自願限制收入增長”,並用以控制通貨膨脹的辦法已經失去了它的信用。1966年7月工黨政府放棄了這種“自願限制收入增長”方法,宣佈凍結工資6個月,繼而實行6個月的工資“嚴格限制”。價格將被凍結一年,還呼籲在同期內限定股息。工黨政府授權成立的全國物價及收入委員會有權要求有關單位在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時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該委員會。該委員會還有權以樞密院命令的形式將提高價格或增加工資的計劃推遲,但推遲時間最多不超過3個月。政府還可利用其權力指示某項具體價格或工資增長不予執行。從總體上反對這項政策並在伊恩·麥克勞德領導下反對那些提交給下院的“暫緩執行命令”是我的其他幾項重要任務。
作為財務發言人為準備即將在下院發表的首次重要講話,我讀了從下院圖書館借來故自大戰結束以來每個預算講話及財政法案,因此,我能夠向當時的財政大臣吉姆·卡拉漢和他的財政部首席大臣傑克·戴蒙德論證,這是戰後唯一的一個未能在社會服務方面做出任何微小讓步的預算,卡拉漢聽了無言以對。接著我猛烈抨擊了“選擇僱傭稅”。我對該稅的滑稽可笑之處痛痛快快地進行了揭露。企圖將製造業與服務業區別開來,將稅務負擔轉移到服務業。然後把錢作為補貼再轉交給製造業,可以證明是一種低效率的,很不正常的程式。正像我在議會所說的:“不管這項工薪稅究竟是什麼,它是一個徹頭徹尾糟糕的制度…我只希望吉爾伯特和沙利文今天還活著,那麼我們就可以再寫一齣戲劇了。這次回擊博得了我黨下院同僚的熱烈喝彩。新聞界也紛紛報導我。《每日電訊報》評論道:這次是一位女性把政府的國務大臣們打倒在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伊恩·麥克勞德親自在另一家報紙上就我在這次辯論中的表現寫了不少讚譽之辭。
同年秋季,我在布萊克普爾保守黨年會上作了演講,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演講。伊恩·麥克勞德同樣在報上寫了大量文章。為準備那次演講我下了很大功夫——當然我所花的9個小時要是與我後來當保守黨領袖時花在寫大會講話的時間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那年秋季,我講話只用提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