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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而實際上卻常常互相矛盾的關係的不正常體系已成為難以擺脫的麻煩了。
儘管有上述問題，貝弗裡吉還是竭力防止對福利的依賴和喪失個人主動努力的不良後果，這些正是後來的政府多少忽視了、而現在又回過來給我們帶來災難的問題。不管在實踐中的結果如何，貝弗裡吉報告的措辭帶有後來人們所說的撒切爾色彩：
……國家應為服務和投保金提供擔保。在承當擔保者的同時，國家不應抑制激勵動力、機會或責任心；在制定國家最低投保金標準時，應留有餘地，鼓勵每個人自願地為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繳納高於最低標準的金額。［第9款］
……受保人不應認為可以源源不斷地不勞而獲，無論其原因如何。［第22款］
……物質進步依賴於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依靠投資並最終靠儲蓄……部分發放給工薪階層和其他低收入者的額外資源應由他們儲蓄起來，而不是立即消費掉，這一點很重要。第376款］
貝弗裡吉最初的構想和這一體系的實際發展情況（及公眾對此的期望）之間的差距產生了一些困難問題，我們在部內的大部分時間就用在處理這些問題的影響並找到解決辦法。例如，當通貨膨脹還沒得到控制時，救濟金每年就得上調以應付局面，這時就有各種呼聲反對國家保險養老金上調，而在一定程度上用於構成個人收入一部分的“國家資助”卻沒有增加。人們也越來越期望退休時能得到比基本生活水準養老金更好的東西，但其所需的投保金水平或從普通稅收中得到的資助使它看來是行不通的。這就產生了約翰·博伊德一卡彭特關於“分級養老金”計劃的立意，在這個計劃中較高額的投保金將確保得到較高額的養老金，這一規定的制定目的在於鼓勵私人職業養老金計劃。另一個始終困擾我們、而卻找不到最終可行答案的問題是“收入規則”，按照此規則，還在工作的領養老金者可能根據收入的一定水平喪失部分或全部養老金。這一條對領養老金的寡婦們的不利影響使我感到困難和費心，這點我後面還會解釋。
另外還有3個將困擾政府多年的問題也開始出現了。一個問題是對於那些沒有繳納足夠的投保金而得不到全額“國家保險”養老金的老年人，應該如何保證他們有不錯的收入水平。第二個，繼續尋找“社會保障”救濟的更大的“選擇性”（當時的術語），即，把救濟集中在最急需的人、而不是泛泛地用於一大批普通受救濟者。（事實上，我們當今關於“有目的的救濟”——這是現在的術語——的辯論表明，這種做法無濟於事。）最後一個，是對“國家資助”及其方式所蒙受的壞名聲的爭論。正如我常指出的，這一問題有兩面性。一方面，真正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們當然應得到鼓勵接受國家提供的幫助。另一方面，那些我曾稱之為“高做的人們”的自尊心從道德上說值得欽佩。他們不食“嗟來之食”，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也可防止依賴性的滋長，因為依賴性意味著一旦失去依賴就會最終導致破壞性的社會後果。
除了貝弗裡吉報告和從部裡得到的其他一般性介紹外，使我更多地學到社會保障體系知識的是個案工作，即就某人在信中提出的具體問題進行調查。如果感到對背景情況沒有充分了解的話，我是不會在回信中籤名的。結果，官員們絡繹不絕地進出我那間不大的辦公室，以他們無與倫比的學識在每個問題上使我受益。對待議會問題我也採取了相似的做法，即與其他大臣商量。我不滿足於知道答案或口徑。我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做。我第一次在議會講臺前露面回答提問的前一個周未恐怕對我的私人秘書和我都是一種神經摺磨，因為我幾乎不停地透過電話尋求他對各種問題作出的解釋。
除了與那些受指派處理我的“私人法案”的文官有過一些言辭激烈的對話外，我是在養老金部才開始首次與文官們打職業性交道的，該部的常務次官實際上權力比政務次官大得多。我早就被明確地告知，他只對部內的大臣級領導負責。我在養老金部期間的前後兩位常務次官埃裡克·寶野和克里弗德·賈雷特是最出色的文官的代表——聰明、認真、非常正直。但真正的專家可能來自更低階別的文官。我不久就發現，有關養老金的正確可靠的資料來源於一個名叫約翰·瓦雷的副秘書。一般來說，我所見過的官員的素質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同一部門的3位不同的大臣手下任政務次官，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即使針對同一問題，文官們提供給不同大臣的建議是不相同的。因此，當耐爾·麥克佛森和理查德·伍德收到的政策呈文中的建議措施與我所知提交給他們前任約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