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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伊德—卡彭特的不同時，我指出了這點，記得我接著說：“你們不是這麼建議前任大臣的。”他們回答說，他們早知道他永遠不會採納這一建議。當時我即決定，一旦我負責一個部的工作，我會堅持對任何文官彙報給我的意見作出絕對坦率的評價。應由其本人陳述理由。
我還得到了另一個教訓。廢除針對寡居母親的“收入規則”一事面臨重重壓力。我對此深為同情。作為一名新議員，這確實是我公開表明自己立場的問題之一。我認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而又必須撫養子女的婦女決定外出工作以多掙點錢，她不該因此而喪失撫卹金。也許，作為婦女我更瞭解寡婦們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我仍然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在格蘭瑟姆我父親的店裡，一個新近守寡的母親為了節省她那點微薄的收入而購買殘次的水果。面對反對黨的攻擊，我感到幾乎無法為政府的立場辯護。我向官員們和我的大臣提出了這個問題。有一次，當首相亞歷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來給政務次官講話時，我甚至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儘管他顯得很同情，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
部內官員們對此問題的觀點總是這樣：即使對這些最值得救濟的人群兔用“收入規則”也會造成其他影響。從邏輯上說他們當然是對的，但我是多麼厭惡“影響”這個詞。大臣們如果只接受這些表面的理由而不對其作出政治判斷；那麼這就是錯誤。1964年工黨政府上臺伊始最初的舉動之一就是對我所力爭的這一問題作出了更改並因此贏得了信譽、對此我毫不驚訝。這件事對我的教訓是：官僚邏輯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斷。一旦忘了自己是個政治家，那麼政治“影響”就會影響自己。
我在養老金部的日子過得十分忙碌，儘管我和負責戰爭撫卹的政務次官合用一輛車，我總是一早從法恩伯勒自己開車上班。在部內，一天的工作從兩位政務次官與約翰·博伊德—卡彭特討論重大政策問題或當前的政治形勢開始。然後是一大堆需要我簽字或給我提建議的信。我可能參加一個與某一負責領域有關的會議，這些負責領域由大臣分派我主管，例如，就撫卹金問題制定與其他國家的交流安排。我也可能為準備“社會保障”前景計劃的論文而會晤某些官員，這一任務既有必要又很困難。下午，一些來自壓力集團的代表可能來找我要求糾正某些所謂的不正常情況或要求增加某項救濟，即使在那個年代，社會服務領域中的壓力集團就已層出不窮了。有時我走訪地區“社會保障”辦公室，與職員們談論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並聆聽他們的建議；我會在議會用餐，或與政界朋友共進晚餐。厄內斯特·馬普爾斯是位熱情奔放、見解獨特的政治家，就任交通大臣期間聲譽鵲起，如應邀與他和他的妻子共進晚餐則不但可欣賞到美酒佳餚，與他們作伴也令人神抬。如果進行分組表決，我通常10點趕到議會投票，然後帶著兩三個裝滿信件草稿和政策論文的紅色檔案包驅車回家，晚上閱讀這些信件和論文直至深夜。
我一直保持了任後座議員的兩年中養成的對下院的感覺。我們的工黨議員對手們很難對付。迪克·克勞斯曼有個極出色的政治頭腦，但也十分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頓是簡短辯論的行家裡手。這兩人我都喜歡，可我還是決定贏得一切辯論。我喜歡在政策問答或我本人辯論時就事實與數字進行交鋒，不過有時做得還不夠謹慎。有一天我在議會講臺發言時有人交給我一張寫著有關辯論中提到的某一點的最新數字。我得意洋洋他說：“看，我拿到了新得燙手的數字。”議會中爆發出鬨堂大笑，過了好一會兒我才意識到這句話的一語雙關。
彷彿命運在安排，我們定於星期一在養老金部回答提問，這正緊接著1962年7月那次被稱為“大刀橫掃的一夜”的著名的內閣改組。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離開原職改任財政部首席大臣，而耐爾。麥克佛森還未取代他在養老金部的職位。由於議程表上的多數問題與我主管的那部分活動有關，而不是涉及戰爭撫卹方面的，因此我必須代替大臣作近一小時的口答。對我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擾的官員們來說那又是一個折磨神經的周未。工黨議員吵鬧異常，而伊恩·麥克勞德是當時在議會中的唯一一名內閣大臣。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對付過來了。當有人問及未來的政策時，我答道：“等有了新大臣後，我會就此事向他請教。”
第五節 重新在野
政府是否能挺過去？正如許多年後我本人經歷過的一樣，每一次內閣改組都蘊藏著不可預見的危險。然而我卻從沒遇到過比“大刀橫掃的一夜”更為困難的情況，即使1989年也沒有這麼困難。這一夜，包括大法官和財政大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