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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按照一個個的問題在不同的水平上建立合作和一體化。這一結構不會像座標紙那樣勻整，但是它能容納共產主義之後的歐洲出現的多樣性。
第二，歐洲委員會只應該有較小的權力，遠不是要給予它更多的權力。事實上，根據目前的形式，它不需要許多權力。從任何意義上說，它不應繼續擁有立法的職責與權力，它應當成為一個行政機構，只是執行政策而不是制訂政策。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提到了一個每個人都在思考但又未列入他們議事日程上的問題，即“德國問題”。我對德國人的成就表示讚賞，井同意德國的某些有特色的政策，如它的貨幣政策和承認了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但是我認為，我們不得不面對這一事實，即重新統一後的德國，它的力量已成為一個問題。德國人他們自己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例如，他們解釋說，為什麼科爾總理和德國的政治機構如此急迫地想讓他們的國家在歐洲“紮根”，由聯邦決策機構對它加以限制。可是，把德國格利佛拴在聯邦制的歐洲共同體內，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德國在共同體內的優勢是如此之大，聯邦制只能加強德國的力量而不能對它進行制約。我們必須回到力量均勢政治以代替上述想法，因為，如果德國執行損害我們利益的政策時，力量均勢會保證像英國、法國這樣一個個的國家能夠與之抗衡。同時，在任何現代的力量均勢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許是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能保證任何歐洲國家在堅持自己的利益時不會超出某一界限。
某些人士指責這一坦率的分析是反對德國人。事實上不是那麼回事。我堅決相信，在外交關係中反映出強權政治的實際，而不是將其隱藏在聯邦政治正確這一面紗的後面，這可能對德國和它的鄰國都同樣有利。德國是一個富裕和強大的國家，它有許多東西值得讚賞。但由於它的面積、地理位置和歷史，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德國人在討論這一問題時非常自由和負有責任感（即使我碰巧不同意他們為它所找出的某一解決辦法）。沒有理由表明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這樣做。
正如早些年我還在反對黨時，我發現在國外談論國際關係中的這些爭論點要比國內更容易些。在英國，我對每一句話都要仔細審查，以防被曲解。我一直意識到應該讓約翰·梅傑以他自己的方式自由地領導這個黨和這個國家，因此，我對此是同情的。
1992年7月在辯論歐洲共同體中英國主席一職時，我在上院發表了首次演說。那一經歷略微有點奇異。我知道需要一些時間才能習慣於上議院那一套，因為在那裡，拘泥於形式上的謙恭有禮，說話辦事都要得體，這一點非常明顯，以致沒有什麼可以稱為生動的辯論。在這次演說中，我得以指出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給歐洲帶來的我所認為的“態度急劇變化”。丹麥人剛剛在公民投票中拒絕了這一條約。在德國，反對單一貨幣的態度強硬了。法國人將舉行他們自己的公民投票。保守黨後座議員也開始明確有力地表達在他們自己的選區日益明顯的反對馬斯特裡赫特的情緒。
但是直到秋季，除了那些最熱心的鼓吹者以外，在其他所有人眼裡，一些事件遠比我更有效地損壞了歐洲聯邦主義者的計劃的信譽。隨著1992年不斷向前推移，匯率機制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英國和其他國家定值太高的外匯率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後果，最後，在9月16日星期三，在企圖挫敗金融市場的意圖沒有成功而消耗了估計110億英鎊的儲備以後，當實際利率達到了災難性的8。4％（第二天可能達到11。4％）以後，英國貨幣退出了匯率機制。人們可以感到經濟恐慌即將發生。政治家和新聞記者的反應就好像《啟示錄》中的4個騎兵剛剛衝過了英國銀行。政府大臣們企圖將危機的責任歸咎於（西德）聯邦銀行。而評論家們不相信這一伎倆，試圖仍將責任歸咎於政府。
在星期三（按照各人自己的感受，無論說它是“黑色的”還是“白色的”）英國離開匯率機制以後，碰巧我將於星期六在華盛頓有線新聞電視網的一次金融會議上講話。我住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裡，當上述訊息傳來時，我正在準備發言稿。我不得不放棄了我原先的講話草稿，但與我約定要我講話的日程安排又如此之緊，我在星期五傍晚幾乎得從頭開始。我在走廊頭上的一個房間裡幹了個通宵。在城裡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的財政大臣諾曼·拉蒙特正在熟睡。至少我沒有聽到從浴室果傳出的歌聲。他可能已經猜到了我將要說些什麼：
不是英國政府的政策沒有執行好，而是政策本身有問題。不管發生什麼事，如果違背諾言以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