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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某一匯率，這會令人感到尷尬。但如果這一諾言最初就是錯誤的，那麼，不遵守這一諾言應該引起一陣掌聲而不是指責……我自己也不會找替罪羊，無論是在英國國內還是國外。我們必須做的是要從已發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訓。頭一個和總的教訓是，如果你試圖衝撞市場，市場也會衝撞你。一個國家不應該拿它的儲蓄進行賭博。因此，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應該非常小心，要有明確的限度。第二個教訓是，匯率機制目前的形式及其目的對經濟發展是一個重大障礙。我自己不相信英鎊應該重新進入匯率機制，也不相信其他貨幣能從它僵硬與脆弱的結合中得到好處……
由於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潛力不同，它們的財政政策和通貨膨脹率不同，最靈活和最現實的調整經濟的辦法是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樣，每個國家就能使它的貨幣政策適應國內情況，就沒有必要由行政對外匯市場大聲喊叫……
像對待匯率機制一樣，也該徹底改變對待馬斯特裡赫特的政策了。自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這一聯絡都是很緊密的。如果歐洲各國經濟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甚至匯率機制也不能控制它們，那麼，這些經濟將會如何對單一的歐洲貨幣作出反應？回答是，將會出現混亂與怨恨，相比之下，它們會使近期的困難大為失色。
華盛頓的聽眾對於這一演說反應非常熱烈，甚至英國新聞媒體的反應也很好，即使要點不同。《星期日快報》認為“思想崇高”。《星期日郵報》說：“瑪吉報了仇。”英國廣播公司說：“我告訴你，是典雅的”，從而採取了折中態度。
部分原因是由於自尊受到了損害，部分原因是已對馬斯特裡赫特計劃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本，因此，政府拒絕排除英鎊重新回到匯率機制的可能性。當時，這一拒絕似乎不太重要。我們脫離匯率機制時的情況已使大多數保守黨議員、絕大多數的民眾和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多數金融界人士都相信，固定匯率的危害很大。看來，事態的發展本身已排除了回到匯率機制的可能性，因此不需要正式的承諾。幾乎一夜之間，對我的觀點的看法改變了。我“畢竟是對的”。不幸的是，那時已經造成了損失，尤其是對政府和保守黨的地位造成了損失。
很自然，為了符合外國而不是本國的期望所制訂的對歐政策，已把我們帶進了一個特殊的處境，即關於有爭議的馬斯特裡赫特的法案的命運是由外國人決定的。雖然愛爾蘭人、丹麥人和法國人都被允許舉行公民投票，但英國政府一直拒絕這樣做。可是很清楚，如果法國在公民投票中反對了馬斯特裡赫特，英國議會就不會討論這一法案。我謹慎地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以鼓勵法國的反馬斯特裡赫特運動。我發現非常令人鼓舞的是馬斯特裡赫特的3位主要中間偏右的反對者——菲利普·德維利耶，菲利普·塞甘和夏爾·帕斯——顯然屬於法國最強有力、最具有魅力的政治家的行列。並且，儘管新聞媒體抱有偏見，但他們的運動立即撥動了法國廣大愛國民眾的心絃。可是，最終力量還是不夠，50。95％對49。05％，多數票仍然支援了馬斯特裡赫特。所以，假如269，706名投票者反對而不是支援了馬斯特裡赫特，英國就永遠不會執行這一條約。
像匯率機制的失敗一樣，歐洲捲入前南斯拉夫的痛苦處境也以其自身的方式使馬斯特裡赫特受到了辛辣的評論。人們還記得，“馬約”的條款它設想了一個共同的歐洲外交和安全政策，它將導致共同的防務政策，也許還會導致共同防務。於是設想要加強西歐聯盟，“共同防務”的第一步是建立了法—德“歐洲軍團”。人們和馬斯特裡赫特的制訂者都立即意識到，位於歐洲東南邊境的前南斯拉夫危機是對這些願望的一次至關重要的，事實上是一次決定性的檢驗，盧森堡外長雅克·普斯當時領導著由歐洲外長們組成的、負責指導共同外交政策的“三駕馬車”。他生動地指出，這是“歐洲的時刻了”在與荷蘭和義大利的同行們開始進行調解時，他繼續說道：“如果說有一個問題歐洲人自己能夠解決，那就是南斯拉夫問題。它是一個歐洲國家，不用由美國人作出決定。不用由其他任何人作出決定。”
結果歐洲人證明他們不能掌握由塞爾維亞和由共產黨人控制的南斯拉夫國家軍隊發動的這場戰爭，更不用說改變這一現實。共同體的外交活動實際上使情況變得更糟。顯然，在事實上相當於一場反對南斯拉夫聯邦體制的塞爾維亞政變發生以後很久，共同體仍在支援維護南斯拉夫的政策。共同體的“監督員”深深捲入了戰爭的複雜處境，沒有明確地譴責侵略者。甚至當南斯拉夫軍隊從克羅埃西亞撤退時，還允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