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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它交給像埃及這樣當地的國家進行新的託管，或者交給以前的殖民國家託管，這大概是指義大利人。如果做不到這點——事實上沒有做到——那麼將來只好由民間援助機構和私人慈善機構給飢餓者以食品，給病人以幫助。不能實現其目的的軍事幹涉，它惹出的問題和它所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對波斯尼亞、索馬利亞和盧安達進行干預的結果，總起來說動搖了主要西方國家的自信心，玷汙了聯合國的名聲。但有一種傾向日益明顯，即在過去幾年，安理會似乎準備擴大它進行干預的法律根據，以1994年9月最近一次對海地的干預達到了頂點。事實上，我們看見了那種傳統的危險的結合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具體措施越來越不相稱。從長遠看，所有這一切可能會進一步帶來不受歡迎的後果。
如果說現在有一種威脅接近冷戰的份量，那就是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政策制定者的擔心的確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溫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國家陷入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之手，這對歐洲、中東和俄羅斯來說，其牽連確實是很大的。
但是，估計到某一危險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則是另一回事。在過去，西方造成的大禍是錯誤地判斷了伊斯蘭教的政治潛力。人們清楚地看到：“自從70年代以來被暴力和內部紛爭撕扯得體無完膚的兩個中東國家以前曾被認為是最穩定、最現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兩個中東國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種危險，即在討論“原教旨主義”時，我們會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國家看做是伊斯蘭革命不可避免的溫床。事實上，“原教旨主義”的大傘遮蓋了一系列有區別的並且往往是互相對立的現象，從與伊朗有聯絡的海灣和黎巴嫩的什葉派教徒，到埃及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到卡扎菲上校的“第三條道路”。他們與許多虔誠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很不相同，因為後者只是尋求返回禁慾的伊斯蘭教的苦修。
我已經說明了我所認為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所應遵循的一些原則。但是，的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常識。在我擔任首相期間，我總認為一定不能讓侵略得到好處。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對我們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還認為，未來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數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們會捫心自問：我們這些可能會反對他們的人是否有武器這樣做，是否有及時部署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們是否有決心這樣做。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決心。
最後，還有我開始稱之為的撒切爾法則：“不管你準備多麼充分，意外事件總會發生。”當然，如何應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驗。
第十五章 世風日下 迴歸美德
第一節 持續的辯論
當經濟問題，特別是當通貨膨脹問題不那麼令人發愁時，社會問題在政治辯論中會顯得突出。低通貨膨脹率和快速經濟增長是人們轉而對環境問題、城市重建和社會保健服務非常關注的主要原因。1987年大選後，這些問題在政治中佔有首要地位。1994年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的重新增長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但是，這兩個時期有三個不同點。第一，無論經濟前景如何，關於社會政策的爭論（它們已在大西洋兩岸展開）似乎不會得不出結論而逐漸終止，因為它們已經觸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處。第二，與1987年至1989年不同，這一次是在法治、依賴福利和家庭這一傳統保守的領域發生了這些辯論。第三，對於犯罪、無節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帶來的影響有了新的認識。公司的經理們不願搬遷到犯罪率高和學校紀律鬆弛的地區。單親家庭開支的激增迫使社會保障預算——最終也迫使稅收——無情上升。首先，有人擔心日益依賴福利將會使青年男女變得消沉和道德敗壞，而工業發展與進步都需要他們提供勞動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對經濟增長率比犯罪率更加感興趣的執拗的人們，現在也不得不認真地對待社會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子外，政治領導人一直不願按照學者和評論家們異常相似的分析制訂政策。也許，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圖這樣做的人在大西洋兩岸立即遭到了低毀。副總統奎爾和彼得·利利因為說了現在一般認為是常識性的下述問題而受到公眾的嘲笑：單親家庭的增加對於沒有父親的孩子們的成長是有害的，並且使社會承擔了巨大費用。然而，早在1987年，邁克爾·諾瓦克和其他幾位具有不同觀點的著名學者在一個名叫《關於家庭和福利問題的新共識》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發人深思的結論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僅僅靠金錢不能消除貧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