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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令人滿意地履行它支撐美國對歐洲防務的承諾這一至關重要的任務。事實上，北約自身已受到嚴重損害。
北約也應該應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歡迎它們成為它的正式成員國。鑑於歐洲共同體在接納這些國家成為其正式成員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緩慢的和猶豫不決的做法，北約的決定對這個地區親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個打擊。把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和例如像前蘇聯的成員哈薩克看做與西方有著同樣的關係，這隻能混淆北約所承諾的不同義務。北約允許俄國，或者更加確切他說，允許俄國國內反西方的勢力在這個問題上為北約作出決定，這就使問題更加嚴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這樣地屈從，對他們沒有好處，因為這表明，那些進行威脅的人比那些進行合作的人，其意見更可能被接受。
擴大北約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步棋，它還能確認中歐各國的獨立地位和在“歐洲的”地位。假若北約在其東邊的邊界上劃一條“線”，像烏克蘭，也許還有波羅的海國家，它們“（至少在開始時）不會在這條”線“的右邊，但現在丟掉了。有人說得好：”只要北約近在咫尺……就能影響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這一帶國家的政治心理，給予它們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往往會使歐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於海灣戰爭證實了我所認為必須要做的事情，即北約的軍事力量必須能夠在其“境外”活動，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現在潛在的嚴重威脅，其範圍的確已遍及全球。但這不是說，每當某個遙遠的國家內部發生危機時，就應該調動北約的軍事力量，而是說，大的地區性威脅必然與我們有關。一些潛伏性的嚴重危險已清晰可見。
一旦發生了明顯的侵略事件，並且我們的利益受到牽連時，無論是在聯合國、北約還是在其他機構支援下進行的軍事幹預都應該是強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須明確，對風險一定要加以權衡，要儘可能地進行反擊，並且要部署足夠的後備力量。當然，每一場國際危機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規定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則總是一樣的——即目的未經縝密考慮，採取行動前過多地考慮共識，投入的實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在聯合國指揮下進行的所有大的軍事幹預都因上面某個問題或所有這些問題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灣戰爭使薩達姆·侯賽因仍留在臺上，使他還有足夠的武器和財力對庫爾德人和沼澤地的阿拉伯人實行恐怖統治，繼續在考驗國際社會的決心。這一重大的判斷失誤主要是缺少明確的目標，過分強調透過國際協定而不是透過勝利解決問題。但沙漠風暴至少有效地保證伊拉克放棄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說過的，儘管有關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個人品質，有時還表現出了英雄氣慨，但對於前南斯拉夫的干預，沒有什麼值得讚揚的。干預的理由至少和薩達姆·侯賽因對科威特的侵略同樣明確。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爾維亞開始時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機構的偽裝下采取行動的，它首先攻擊了斯洛維尼亞，然後是克羅埃西亞，最後是波斯尼亞。本來應該採取明確的政策，去武裝受害者，幫助他們從空中襲擊軍事目標，但是這件事被曲解成為一項維護和平和人道主義的事業。
這項政策是一個錯覺，沒有和平要維護。因此這支人道主義的力量要麼無法幫助受害者，要麼與侵略者發生衝突。不採取軍事行動的西方外交，沒有實力迫使侵略者認真進行談判，而不公正地執行的武器禁運，事實上意味著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邊進行斡旋，反對武器裝備差的受害者。的確，在處理這一危機時幾乎違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則或具體規章。它至少應該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們提供了一個不應該做什麼的個案研究例項。
曾促使聯合國於1992年12月在美國人的領導下對索馬利亞進行了干預的波斯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事件，難道不令人感到羞恥嗎？沒有人能批評這一人道主義行動，即插手干預和緩解由名符其實的內戰所造成的可怕苦難。但是對於所涉及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人們很快認識到，不恢復國內秩序，人道主義的努力就不能長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馬利亞國內似乎沒有力量能夠恢復秩序。
“因此，干預給自身帶來了痛苦的選擇：要麼聯合國使索馬利亞成為一個殖民地，花上幾十年的時間進行”國家建設“，要麼聯合國的部隊在適當的時候撤走，讓索馬利亞又回到它以前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由於美國不願成為宗主國，聯合國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