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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家和實踐家一般都同意，國家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秩序。人們非常向往用法律維持秩序，法律也應該尊重權利。除非國家有意志和能力保持秩序，否則，不僅壞人，而且好人最終也會藐視它的權威。當遵守法紀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時，他們感到意志消沉。這樣，公民和當地的社群就會脫離國家機構自己去想辦法，就會對執法當局失去信心，從而依靠自發組織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動保護他們自己、他們的家人和鄰居。一旦這種離心傾向超過了某一極限，那就幾乎難以逆轉。這是西方國家政府為什麼應該關心犯罪和暴力趨勢上升的更深一層的原因。
第三節 日益依賴福利
如果說過去30年犯罪活動的激增是制定社會政策的一個出發點，那麼，幾乎同樣引人注目的依賴福利問題則是它的另一個出發點（我在後面將談到它們之間的一些聯絡。）自從1949年英國事實上成為福利國家後，花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費用（實際上）已增加了7倍，從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增至現在的大約12％。它幾乎佔了整個公共開支的1／3。我開始當首相時，它的實際增長仍在繼續。自那以來，情況仍然如此。當然，把捐助的與非捐助的福利混為一談，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與按經濟情況調查結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補貼和給予單身父親或母親的收入資助——混為一談，這多少會產生誤解。
但是，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由於某一特別專案在公共開支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份額反映出了大家給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國社會（或者至少是英國政府）斷言社會保障不僅比其他專案重要，而且其相對重要性事實上正在增力“。社會保障的預算是衛生這一第二項大開支的兩倍。更力，意味深長的是，也許它是為維護法治所作預算的6倍。
第二，儘管過去40年出現了普遍的、巨大的繁榮，但與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納稅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維持他們或他們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爭辯說， 儘管1979年以來經濟有了發展， 但“窮人變得更窮”。最近官方公佈的“低於平均收入家庭”的統計數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費用考慮在內，1979年與1991—1992年間相比，佔總人口1／10的位於底層的人們，其收入下降了17％。但如果不考慮住房費用，他們的收入保持不變。即使沒有這兩種情況的比較說明，這些數字也會使人產生很大的誤解，因為它們實質上是不真實的。在這一系列統計數字中，“收入”並未反映出這一群體的真正所得，特別是，這不等於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群體（除去領養老金者）中，大約只有一半人依靠與收入有關的社會保障福利。這一群體中，許多人說他們沒有收入，但實際上，他們的花費高於全體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計算住房費用（按照“低於平均收人家庭”統計數字）前“收入為零”的那些人中，大約70％的人佔英國最高消費者的一半。
不管怎麼說，甚至把這些人看成一個“群體”可能都是錯誤的。他們的成分經常變化，就像他們的情況在變化一樣。所以，這些數字不能證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經下降，卻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這一群體中，耐用消費品——電冰箱、洗衣機、集中取暖、電話、錄相機等——有很大增加。由於這些事實，“窮人變得更窮”這幅粗製的圖畫簡直不可信。對比之下，作出以下結論倒是合乎情理的：社會保障預算鼓勵了反社會的行為，其中包括依賴福利，因此要進行認真的改革。
與在犯罪領域裡一樣，在依賴福利救濟領域裡，大都也是由美國學者提出了一些最大膽、最主要的問題。查爾斯·默裡首先提出的研究報告《後退了——美國的社會政策1950—1980年》表明，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旨在減少貧窮的、寬容的政策產生了反效果，反而增加了貧困。由於政府的政策，人們覺得工作更不值得去做；不結婚有孩子後不僅不那麼苦惱，反而在經濟上更能得到實惠；同時，還減輕了對犯罪的懲罰，放鬆了對學生行為不檢和逃學的管教，因而所有這些都改變了比賽的規則。那些最短視、最不律己或從家裡得到贍養最少的人，他們對於這一新的準則所作出的反應非常快，並且開始形成了默裡先生和其他人所說的“下層社會”。後來對英國進行的調查也發現了類似的情況，如私生子和犯罪率都有增加。
在“依賴福利”的辯論中，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稅收和社會保障制度對家庭的影響以及它們對單親家庭的暗中鼓勵。但保證青年人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