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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有技術和有機會工作也同樣重要：自1979年以來，我們在英國採取了幾種方法試圖做到這一點。我們感到，給予閒散的人一定時期的補助，對於這些青年人的生活會是最壞的開始，對他們的同伴來說也是一個壞榜樣。因此，對於每一個16、17歲找不到工作和未上全日制學校的輟學者，要保證他們受到兩年的培訓，一般不允許他們直接享受福利，1986年實施的“重新開始”計劃的重點是那些失業兩年以上、沒有再就業和未進行培訓而依法享受福利的人。此外，那些經過培訓但不認真找工作的人，他們的福利也可能要減少。新的《求職者津貼》對願意工作的人將提供更多的鼓勵措施，對享受福利的條件進一步作出了限制。
一般說來，對於不聽從者，在提供援助的同時有必要附之以約束，以防止人們享受福利後不參加工作。他們這樣做可能有幾個原因——因為意志消沉或者覺得去工作不太值得，或者因為他們在黑市經濟臨時就業拿錢多。此外，如果我們要使開始工作的人得到真正的工作，我們必須堅決放棄最低工資法或破壞收入低、技術差的就業機會的其他任何規章。
但是，如果我們對“窮人”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們將永遠不會想出或執行正確的政策方案使人們不再依賴福利。又是一位名叫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的美國學者對於我們現在對貧窮這一概念的歷史背景作了最詳盡的調查。至少是從伊麗莎白時代開始，在人們心目中和在幫助貧困的行政措施中，都把窮人分成了“應該獲得救濟的”窮人和“不應該獲得救濟的”窮人。雖然這一區分已經淡化，不如以前明顯了——這倒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過去強調城市化的破壞作用——但這種區分仍然存在，而且福利的安全網放寬了、深化了。的確，對於還記得英國戰前情況的任何人來說，當時把“窮人”這一概念說成是一個可以識別的、具有相同特徵的群體，這似乎很不切合實際。
在格蘭瑟姆和全國類似的城鎮裡，我們知道當時有一些家庭，他們養家餬口的人遭逢艱難時世，經歷了很大困難，但他們從不接受救濟——即使他們看到是國家的救濟一決心不惜任何代價維護他們的體面。許多有尊嚴的領養老金的人當時會說：“我自力更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那裡拿過一便士。”由於走了極端，這種自立的意識肯定會帶來苦痛。鄰居們會機敏地盡力幫他一把。不幸的是，有些為自己的艱難感到自豪的人與不願依賴福利的人極為柑像。
對比之下卻有另一些人——我到倫敦後曾多次碰到他們——對他們來說，自立和體面沒有什麼重要，他們願意依賴國家，不願作出額外的努力來改善他們自己的命運或使他們的孩子能夠有一個更好的開端。
事實是，第一類人重視社會地位，第二類人無視羞恥，這意味著社會壓力一般不大，所以處於中間的大多數人——如我們這些人——更可能會去找一份工作，為自己和家人提供生計。這種做法看上去可能顯得無情。但是，一個鼓勵發奮、節儉、自立和承擔家庭義務這類美德的社會，將會造就出一些更加自尊的人。因此，比生活在鼓勵他們感到自己無用、 精神不振和失望洩氣這一社會里的人們要更加快樂（同時也不是他人的包袱）。即使情況不是這樣，國家和社會在賦予同情心時也必須公正。對一個作出了努力的人和一個未作出努力的人給予同樣對待，這是不公正的。這種不公正的做法不僅使從這一做法中得到了好處的人意志消沉，而且也會使未從中獲益的人感到憤慨。
在本世紀的某一時候——現在已經難以準確說清了，那麼多的西方決策人開始談論和採取行動，好像是“這個制度”而不是個人——或者甚至是運氣——才使得一些人貧窮。於是我們陷入了圈套，認為貧窮——這裡沒有必要進入區分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這一雷區——是經濟政策產生的“問題”，只有採取各種靈活的辦法透過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加以“解決”。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這一信念：貧窮是引起各種不負責任或不正常行為的一個原因，而不是它們的結果。
大多數用這種語言說話的人是為了崇高的動機。沒有人的動機比基思·約瑟夫還要崇高，1972年6月他作為社會福利部長對學前幼兒遊戲組協會的講話是有關這一方式最不落俗套的說法。基思利用當時的研究，認為“貧困迴圈”在起作用，即在這一迴圈中，“一代人的問題似乎在另一代人身上再次出現”。基思的這一說法開闢了一個重要的新天地，因為它使人們注意到“父母對孩子壞的養育”不僅對這些孩子有影響，而且對他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但是基思沒有問一問，國家透過其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