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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秘密，還是易君恕受了什麼人的指使，前來刺探情報？
“回稟中堂大人。學生日前到南橫街粵東會館，聽南海康有為先生在保國會演講，談到近來時事，據說英使竇納樂要求展拓香港界址，”易君恕答道，他已經從李鴻章那雙警惕的眼睛裡證實了這個傳聞，“看來，是確有其事了。”
李鴻章不語，倒吸了一口涼氣。易君恕的訊息來源是康有為！提起那個康有為，李鴻章的內心深處再一次被觸動了傷疤！
就在甲午戰敗之後，慈禧皇太后又要派李鴻章這位敗兵統帥赴日議和。李鴻章知道，此去日本，無非是割地賠款，但聖命難違，也不得不去。在日本馬關，李鴻章作為戰敗國的全權代表，受盡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奚落和恫嚇，而且還被日本浪人開槍打傷，其中委屈，向誰去訴？他忍辱含垢，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以及澎湖列島，賠償白銀二萬萬兩，添設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並規定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享受與進口貨同等優惠待遇。
訊息傳到北京，舉國譁然。朝廷文臣武將，號泣諫言、願決死戰者不乏其人，不肯以寸土與人。當時正趕上乙未科會試，各省舉子齊集京師，群情激憤，臺灣赴京舉子痛寫血書，表示誓不從倭！廣東舉子康有為趁機一呼百應，帶領六百餘名舉子聯名上萬言書，反對簽約，主張變法，一時鬧得沸沸揚揚。中國自實行科舉以來，舉人進京應試，均由公車接送，所以舉人又稱“公車”，康有為此舉，便以“公車上書”之名轟動全國，使得赴日議和的李鴻章騎虎難下。幸而朝中還有一班主和的老臣，對康有為的萬言書予以抵制，未能上達天聽，而號稱“四小樞”的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兵部尚書孫毓汶、軍機大臣徐用儀則衝破帝師翁同龢和他一幫門徒的重重阻撓，力諫皇上休戰言和，光緒皇帝雖頓足流涕，到底也還是在和約上簽字用寶，才了結了這場紛爭。如若不然，一旦朝廷拒籤和約，他李鴻章尚在日本馬關，性命危矣！
李鴻章一想起這些，心中就打翻了五味瓶。康氏一舉成名，是踩著他的肩膀爬上去的！而向皇上引薦康有為的不是別人，正是在甲午戰爭中一味主戰、與李鴻章尖銳對立的帝師翁同龢！由於翁氏極力慫恿，今年春節，皇上竟然不顧“破五”的成例，在大年初三命翁同龢、李鴻章和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榮祿，刑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廖壽恆，尚書銜戶部左侍郎張蔭桓，共同在總理衙門西花廳召康有為“問話”。康有為不就是在乙未科剛剛中的進士嗎？至今也還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讓五位頂尖級朝廷大員會見他一個人，可謂鄭重其事到了極點。
當時，榮祿開宗明義，對康有為說：“祖宗之法不能變！”
康有為對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為外交總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時制宜，誠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謂機敏狡黠，使榮祿一時語塞。
接著，廖壽恆問：“宜何變法？”
康有為對曰：“宜變法律、官制為先。”
李鴻章問：“然則六部盡撤，則側盡棄乎？”
康有為對曰：“今為列國並立之時，非復一統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統之法，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
……
那次“問話”，使李鴻章震驚地感到，三年前橫空出世的康有為，如今已成氣候。平心而論，康有為高屋建領的立論和舌戰群儒的辯才，都使他折服。李鴻章為官一世，深知中國積貧積弱，癥結在於法治渙漫，官制陳舊，官場腐敗，與近百年來崛起於世界的列強各國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較之青春煥發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他渴望變更這種現實，渴望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卻又不敢觸及那個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內小改小革，為此耗盡了心血，熬白了鬚髮。而年方不惑的康有為，剛剛步入政壇就顯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銳氣，直指大清國的要害，出一鳴驚人之語，收振聾發聵之效。李鴻章不敢說的話，康有為說出來了；李鴻章不敢做的事，康有為要親手去實現。這真讓李鴻章羨慕而又嫉妒，自己辦了一輩子的洋務，由於康有為打出了“維新”的旗幟而變得陳舊，突然之間黯淡無光。像一匹不甘伏櫪待斃的老馬，李鴻章不肯讓時代拋棄，不願讓“維新”的浪潮淹沒，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為的麾下。早在“公車上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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