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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久,康有為在北京發起強學會,李鴻章不計前嫌,願捐銀二千兩,申請入會,不料卻未獲批准,想做“康黨”而不可得!李鴻章的名聲已經臭到這種地步了嗎?連步“維新”後塵的資格都沒有了嗎?那一次對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使李鴻章真真切切地體味到了“牆倒眾人推”的孤獨和尷尬。他厚著老臉捱過了世態炎涼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總理衙門大臣身分維持著虛弱的體面,靜觀著時局的變化。而康有為卻鋒頭正健,新鮮花樣層出不窮,今年三月又發起保國會,慷慨激昂,呼風喚雨。這一次,李鴻章不會再主動上門自找沒趣了,他甚至不無幸災樂禍地覺得,今天的保國會也許仍像當年的強學會一樣,風頭出得太大了,難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場!
只因為易君恕毫無顧忌地說到康有為,使李鴻章浮想聯翩。洋務派首領和維新派旗手之間本來應有的聲氣相通和血脈相連,卻又被不可消彌的積怨所糾纏,所間隔,形成積瘀於胸中的一四塊壘,難以排遣,難以言說。
“嗯,原來易公子是康有為保國會的人?老夫倒是失敬了……”他喃喃說道,語氣中流露出某種失望和怨忽。
“不敢當!”易君恕說,“晚生為南海先生的主張和學說所動,不揣淺薄,慕名追隨,雖忝列會員之末,卻自慚無所作為,”他毫不掩飾對康有為的尊崇愛戴和自己的保國會會員身分,但也隱隱感到對方似乎聽得有些逆耳,於是試探地說道,“還望中堂大人指教!”
“哦,哪裡,哪裡!‘雛鳳清於老鳳聲’,康、梁諸君與足下之輩,年輕有為,後來居上,老夫早已望塵莫及!”李鴻章尷尬地勉強笑了笑,自謙之辭包含著酸酸的無奈。“不過,康氏以保國為名,發起組織,儼然政黨,卻在朝臣之中招致頗多議論。榮中堂就說:”康有為立保國會,現在許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國,尚不勞他保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你們如有相識入會者,令其小心首領可也!‘……“
說到這裡,李鴻章收斂了笑容,眯起那雙飽經世故、閱盡滄桑的眼睛,觀察著這位年輕人的反應。
易君恕吃了一驚。他知道,李鴻章所說的榮中堂,就是當今慈禧皇太后的內侄、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但他卻不曾想到,康有為發起保國會,何以會招致榮祿如此的仇恨,以至於非殺不可,連入會者也要小心腦袋?而耐人尋味的是,李鴻章只是轉述別人的話,卻並沒有明確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中堂大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南海先生正是痛感國土日割,國勢日衰,才挺身而出,大聲疾呼,保國衛民,一片忠貞之心,蒼天可鑑,不知何罪之有?南海先生在保國會上演說,字字滴血,聲聲含淚,使聽者動容,為之泣下!他說:”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四,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
“不必再背了,天津《國聞報》上登了他的講稿,老夫已經拜讀過了!”李鴻章擺擺手,打斷了他的話,沉著臉說,“康有為才華橫溢,豪情激盪,若以文章而論,的確不失為高手。但他年輕氣盛,立論偏激,又難免授人以口實。比如足下剛才所稱道的那一段文字,把我大清天下形容為覆屋、漏舟、牢籠、釜鑊、牢獄,一團漆黑,一無是處,其腔調和昔日洪、楊、捻匪的惡毒攻擊毫無二致,若以犯上作亂論處,他將何以自辯?難怪有人說,康有為的保國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再如康氏最近所刊佈的《春秋董氏學》,更赤裸裸宣稱‘愛及四夷’,‘無疆界之分’,這是什麼話?難道中國人跟洋鬼子親如一家,連國土疆界也不要了嗎?康氏動輒指斥他人‘賣國’,哼,真正賣國的還不知是何人呢!”
李鴻章論康有為,雖然左一個“難免授入以口實”,右一個“難怪有人說”,但也已經清楚地顯示自己的傾向,激憤之情溢於言表。易君恕沒有讀過康有為的《春秋董氏學》,所以並不知道南海先生是否真地說過“愛及四夷”、“無疆界之分”,即使確有此論,也還不知道究竟是何含義。但他畢竟讀過民間刊佈的康有為多次上皇帝書,也當面聽過康有為的講演,無論如何也不相信康有為會是個“賣國賊”。是了,當年南海先生髮起“公車上書”,抵制李鴻章的屈節賣國行為,看來,李鴻章至今仍耿耿於懷,不忘這一箭之仇,隨時留意南海言論,於字裡行間,尋隙報復。唉,俗語謂“宰相肚裡能撐船”,中堂大人的心胸何以如此狹窄!不過,他既公然指斥康氏“賣國”,不就是要證明自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