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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相信一個又盲又聾的*歲的孩子能寫出這樣的作品。不過,我也曾認為,不能因為作文中有別人的詞句,就被看成一文不值,這畢竟說明我已經能夠運用清晰生動的文字,來表達我對美好富有詩意的意境的欣賞了。
早期作品只不過是智力訓練,像所有年輕人一樣,是經由模仿和吸收,逐漸學會把所想到的用文字表達出來。凡是在書中能引起我興趣的東西,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記在腦子裡,化為自己的東西。
史蒂文森曾經說過,初學寫作的人,一般都會本能地摹仿自己最欽羨的作品,然後以一種驚人的變化力來轉化它。哪怕是偉大的作家,也要經過多年的實踐,才能駕御所有擁塞在思想道旁文字的領域。
也許直到現在,我仍然沒有走完這一過程。說真的,我常常分辨不清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哪些是我從書裡看來的,書上的東西已成為我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結果在我所有的作品中,總有一種像我學縫紉時,常常用破碎布拼湊而成的衣服,雖然是各式各樣、七零八碎的布片拼成,有鮮豔的綢緞和天鵝絨,但粗布頭卻佔絕大部分,而且最顯眼。
同樣,我的作文雖說反映了我的一些粗糙的不成熟的思想,但其間也夾雜著別人閃光的思想和較為成熟的看法,這些都是我從書裡得來並記在心裡的。依我看,寫作的一個很大困難是,當自己所想到的東西,還不是很有條理,還處在感情和思想的邊緣時,如何用所學到的語言來把它們表達出來。寫作就像是擺七巧板,我們腦子裡先有了一個圖樣,然後用語言把它描繪出來。但有時想出來的詞不一定合適,即便這樣,我還是一次不行再來第二次,因為我知道,既然別人做成功過,我也一定能成功,怎麼能認輸呢?
史蒂文森說:“人如果生來就沒有創作才能,那他一輩子也創作不出什麼東西。”
雖然我也許就是這樣的人,但我還是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拙筆能有長進,能把自己的思想和經歷充分表達出來。我就是憑著這種希望和信念而堅持不懈地努力,戰勝了《霜王》事件給我帶來的痛楚的。
從另一方面說,這樁不愉快的事件,對我也不無好處,它迫使我認真地思考有關寫作的一些問題。惟一感到遺憾的是,它使我失掉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安那諾斯先生。
我在《婦女家庭雜誌》上發表了《我的生活》以後,安那諾斯先生在寫給麥西先生的一封信中說,當初發生《霜王》事件的時候,他就相信我是無辜的。他說,當時那個“法庭”是8人組成的:4個盲人,4個眼睛沒毛病的人。其中4人認為我當時心裡明白有人給我念過康貝爾小姐的那篇小說,其餘的人則不然。安那諾斯先生說,他當時是站在後一種人一邊的。
但不管怎麼說,不管安那諾斯先生站在哪一方,當我走進那間屋子,發覺裡面的人對我抱有懷疑態度時,我感到有一種敵對的氣氛,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後來發生的事果然證實了我的預感。在這以前,也正是在那間屋子裡,安那諾斯先生經常把我抱在膝上,放下手裡的工作,陪我玩上一陣子。我感覺得到,在發生那事件以後的兩年中,安那諾斯先生相信我和莎莉文小姐是無辜的。後來不知是什麼原因,他改變了看法。柏金斯盲入學校為什麼要調查這件事,我也不大清楚,甚至連“法庭”成員的名字我也叫不出來,後來他們也不和我說話。當時我激動得顧不上去注意其他事情,只是心裡感到很恐懼,一個問題也答不出來。的確,當時我幾乎沒有想我該說些什麼以及人們對我說了些什麼。
我把《霜王》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寫出來,因為它對我早期的生活和教育影響極大,同時也是為了避免誤解,我儘可能如實地敘述了所有有關的事實,既不想為自己辯解,也不想埋怨任何人。
事件發生後的那年夏天和冬天,我回到了家鄉和親人團聚,我很快樂,所有的憂愁都被我拋在了腦後。
夏天慢慢過去,秋天悄悄來臨。地上滿是深紅色和金黃色的秋葉,花園盡頭的葡萄架上一串串的葡萄,在陽光的照射下漸漸變成了醬紫色。我正是在這時開始寫回憶自己生活經歷的文章的,恰好是我寫《霜王》那篇小說一年以後。
當時我對自己寫的東西仍然心存疑慮,常常被那些可能不完全屬於自己的思想所折磨,只有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內心的恐懼不安。我不知為什麼變得那麼敏感,總是竭力避免再提《霜王》。有時在談話中,一種深層的意識閃過我的腦海,我輕聲地對她說:“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自己的。”有時候,我寫著寫著,就會自言自語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