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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所造成的影響，以發展代替階級鬥爭，把發展經濟作為全黨的最高目標，並進行大膽的經濟試驗。事實表明，毛澤東和“四人幫”的估計是對的，鄧小平就是要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同時證明他本人1956年所說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存在了是正確的。
鄧小平1956年9月16日說，“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處在消滅的過程中”。——譯註一開始，鄧很謹慎。1977年7月他復職後幾個星期，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上他只強調毛澤1978年12月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而1977年7月召開的是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特徵是“實事求是”，而避免去提“文化大革命”，他沒有明確攻擊“兩個凡是”，並說華是“英明的領袖”。除了在與一些人私下小範圍會談，他也沒有批評華在1978年2月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制定的十年規劃。在那一年的春夏兩季，他繼續強調實事求是的重要性，並且說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準則”。1978年9月他才第一次同領導層以外的人談話時批評了“兩個凡是”。那時，國家的政治氣氛已有了很大的轉變。
當然。鄧要對這種積極的轉變負責。因為大家都知道是他積極盼望政治上有一個新的開始。我們不知道他在這一過程中到底主動做了什麼，但可以肯定，他一定向他的知己談及過這種新的開始，也一定向他的親密戰友抱怨過“兩個凡是”。在政治局及常委會上，他批評了華國鋒及其支持者。他也許更為積極主動。即使如此，大多數工作還是他的支持者們做的，包括胡喬木和胡耀邦。1978年3月，胡喬木擔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並立即著手撰寫一篇文章，批評5O年代以來的經濟政策。胡耀邦從1976年起就同鄧小平密切合作，現在則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同“四人幫”一樣，胡喬木和胡耀邦也充分利用了新聞媒介。5月初，胡耀邦在專門面向知識分子的《光明日報》上空排了一篇長文，題目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日報》隨即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強調理論應該接受實踐的檢驗，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華國鋒、汪東興很快就察覺出這些文章對他們的思想地位，也就是他們作為領導人的合法地位構成了威脅。但是，他們無法阻止這些文章的廣泛傳播，也無法阻止在黨和軍隊的會議上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1978年夏未，這場新聞運動轉變成為一場政治運動。很多大字報和傳單紛紛呼籲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思想和政治改革，包括要求罷免吳德北京市市長的職務。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吳德是反對鄧小平的，而且他應該為鎮壓1976年4月的示威運動負責。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提議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中央委員會的決策會議作準備。
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時，鄧小平在國外。他或許是故意缺席的。但無論如何，缺席對他很有好處。如果他出席會議，就要聽取對政治局其他成員的強烈批評，和對中央領導集體的指責，因為他也是這一集體中的一員。他避開了這一切，等到會議需要一位領導人作出結論時，他才出現。
12月13日鄧小平在會議最後一天的講話充分表現出他是一個不推逐、搪塞的人。他首先對這次會議所進行的生動活潑的討論表示滿意，認為這是恢復了黨的“民主傳統”。對於這次會議討論和解決的許多“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鄧小平提出了四點意見。它們分別是：所有黨員尤其是高階領導幹部要克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政治生活中，在經濟決策過程中要進一步提倡民主；正確處理在“文革”中犯錯誤的同志；向前看，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聯絡思想解放，鄧小平再次提到了實事求是，提到（雖只是順便提到）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⑦。
會議結束前，北京市委宣佈了一項重要決定：為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其他的重要決定，則由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正式透過。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兩個凡是”的觀點，把四個現代化列為“全黨工作的重點”，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在鄧小平的官方傳記中，把第二和第三項決定總結為是“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這是很公正的說法，因為它結束了毛澤東1957年以來所制訂的基本的政治路線。
華國鋒依然保留了他以前所擔任的職務。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汪東興卻被免去了中辦主任的職務，並由胡耀邦擔任重新恢復的中央秘書長。陳雲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