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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差。”鄧小平拿人民解放軍過去的光榮歷史與當時令人失望的狀況相比，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被當成了政治工具，林彪對軍隊中的所有老幹部都殘酷鎮壓，使得軍隊士氣低落，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政府部門的情況也不好。政府高階部門冗員充斥，許多部委被一些利益集團所把持。許多幹部只關心自身的利益，官僚作風嚴重。這正是二十年前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所嚴厲譴責的現象。
從1977年夏天到1978年底，鄧小平直接負責教育、科技、軍事和外交工作。
鄧是自己要求負責教育和科技工作的。對此，他一直很有興趣。1961年，他主持起草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鄧小平體會到，提高普通教育水平，是促進科技進步的條件，而科技進步是經濟迅速發展的條件。“四人幫”認為，在教育方面，不必重視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對此，鄧小平深惡痛絕。同鄧小平一樣，“四人幫”也曾經探討教育與科技、科技與現代化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們認為，現代化會破壞他們所提倡的教育，因而是危險的。
因此，鄧小平呼籲恢復和改善各級學校，以培養各種專門人才。他嚴厲駁斥了“四人幫”的謬論，他說： “四人幫”胡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把既無知識又反動的交白卷的小丑捧為“紅專”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鑽研，為祖國的科學技術事業作出貢獻的好同志誣衊為“白專”典型。這種是非關係、敵我關係的顛倒，一度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亂⑤。
在軍隊中，鄧小平以軍委副主席和總叄謀長的身份著手整頓他所譴責的不良現象，努力恢復軍隊計程車氣和軍隊的專業化訓練。在這方面，他的任務是相當艱鉅的。作為一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軍事英雄，鄧小平在軍隊中有很高的聲望。但他周圍有幾個人在1976年4月是贊同貶黜鄧的，暫且不談政治立場，他們以為，鄧指責軍隊紀律鬆弛、宗派林立、專業技術水平低，實際上是在批評他們本人。鄧因此不敢肯定他們是否會與他合作，支援他對軍隊進行整頓、清除部隊中的林彪、“四人幫”餘黨。很難判斷他們在最初階段與鄧合作的情況。
在對外事務中鄧也很活躍。在外事工作中也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1976年，中國沒有什麼對外政策，有的只是尖酸的排外心理。1976年秋天，毛澤東去世後，蘇聯主動提出要改善同中國的關係，但遭到了斷然拒絕。中國因此陷入了林彪欣賞的對外格局，即對美蘇兩個超極大國都採取同樣的敵對態度。這種態度除了可能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軍事危機之外，也與鄧要透過大規模引進國外的裝置和技術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雄心不相符。
1975年底鄧小平下臺後，中美之間的談判就停止了。現在鄧小平要重新開啟大門，與美國進行談判。由於歷史的原因，鄧小平不能在臺灣問題上有任何妥協退讓的表示，也不能停止譴責美國不去抵抗蘇聯。基辛格說，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不會允許美國人“既享用茅臺又享用伏特加的”⑥。因此，鄧小平在臺灣問題和地緣政治平衡問題上都持強硬態度。當時的時機對中國很有利。華盛頓方面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牽制蘇聯，而不致於刺激蘇聯。蘇聯此時正在東南亞和非洲實行擴張主義。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上，鄧小平有很大貢獻。他促成了美國總統卡特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的中國之行。同國務卿萬斯相比，布熱津斯基更支援美國同中國親近。1978年5月他訪問了中國，中國的新聞界沒有批評他，而一年前萬斯訪問中國時，則受到了激烈的批評。
1978年12月，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但中美建交時，美國政府卻附帶發表了一份宣告，聲稱美國保留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權力。但中國方面更看重的是行動，而不是空淡。美國此時已拒絕向臺灣出售戰鬥機。中國的態度越來越明確，她首次減少了駐紮在臺灣海峽對面的兵力，這是三十年來的第一次；她希望臺灣方面能夠採取理智的辦法解決統一問題。
這是一項重大的外交勝利。同時開啟了中美更親密的關係，進一步改善了中日關係（此時日本批准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其中包括一項條款，兩國承諾共同反對“霸權主義”），並給驅逐很多華人出境的越南以教訓。
上述這一切只不過是鄧的計劃的很小一部分。他還有更大的計劃，那就是要讓全黨擺脫“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