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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搖其頭，對爸爸的頑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們又開始搖頭了，不過這次是帶著敬畏，對他成功的法門稱讚不已。恤孤院樓高兩層，位於喀布林河南岸，在雅德梅灣大道旁邊，所耗資費均由父親自己支付。拉辛汗說爸爸獨力承擔了整個工程，工程師、電工、管道工、建築工，這些人的工錢都是爸爸支付的。城裡的官員也抽了油水，他們的“鬍子得上點油”。
恤孤院工程耗時三年，蓋好的那年我八歲。我記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帶我去喀布林以北幾英里遠的喀爾卡湖。他讓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謊，說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屬我一人。再說，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爾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頭跳了八下，我用盡力氣，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邊看著我們，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後背，甚至還用手臂摟住他的肩膀。
我們在湖邊的野餐桌旁邊坐下來，只有爸爸跟我，吃著水煮蛋和肉丸夾餅——就是饢餅夾著肉丸和醃黃瓜。湖水澄藍，波平如鏡，陽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輝。每逢週五，總有很多家庭到湖邊，在陽光下度過假期。但那天不是週末，那兒只有我們——爸爸和我，還有幾個留著鬍子和長髮的遊客，我聽說他們叫“嬉皮士”。他們坐在碼頭上，手裡拿著釣魚竿，腳板在水裡晃盪。我問爸爸，為什麼那些人留著長頭髮，但爸爸沒有回答，只哼了一聲。他正準備翌日的演講，翻閱著一疊手稿，不時用鉛筆做些記號。我吃一口雞蛋，告訴爸爸，學校裡面有個男孩說，要是吃下雞蛋殼，就得將它尿出來。我問爸爸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聲。
我咬一口夾餅。有個黃頭髮的遊客放聲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後背。遠處，在湖那邊，一輛卡車蹣跚著轉過山路的拐角處，它的觀後鏡反射出閃閃的陽光。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說。和風吹拂著那些手稿，爸爸抬頭，告訴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蘇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尋那轎車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沒有來客多。很多人只好站著觀看落成慶典。那天颳風，新建築的大門外面搭了個禮臺，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後面。爸爸身穿綠色套裝，頭戴羔羊皮帽。演講當中，風把他的帽子吹落，人們開懷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撿回來，我很高興，因為當時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親，我的爸爸。他轉過身，對著麥克風說，他希望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來得牢靠，人們又大笑起來。爸爸演講結束的時候，大家站起來，歡呼致意，掌聲經久不息。接著，來賓與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頭髮，也跟我握手。我為爸爸自豪，為我們驕傲。
雖說爸爸事業興旺，人們總是說三道四。他們說爸爸沒有經商的天分，應該像爺爺那樣專研法律。所以爸爸證明他們統統錯了：他不僅經營著自己的生意，還成了喀布林屈指可數的巨賈。爸爸和拉辛汗創辦了一家日進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兩家藥房，還有一家餐廳。
當時人們嘲弄爸爸，說他不可能有樁好婚事——畢竟他沒有皇族血統，他娶了我媽媽，索菲亞·阿卡拉米。媽媽受過良好教育，無論人品還是外貌，都被公認是喀布林數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學教授古典法爾西語［1］Farsi，現代波斯語。［1］文學，祖上是皇親貴胄。這讓爸爸十分高興，總在那些對他有所懷疑的人面前稱呼她“我的公主”。
父親隨心所欲地打造他身邊的世界，除了我這個明顯的例外。當然，問題在於，爸爸眼裡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於什麼是黑，什麼是白，全然由他說了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你若愛他，也必定會怕他，甚或對他有些恨意。
第三章（2）
我上五年級的時候，上伊斯蘭課的毛拉［2］Mullah，伊斯蘭教對老師、先生、學者的敬稱。［2］叫法修拉，個子矮小粗壯，臉上滿是青春痘的疤痕，聲音嘶啞。他教導我們，讓我們知道施天課的［3］伊斯蘭教有五大天命：念、禮、齋、課、朝。天課（zakat），即伊斯蘭教法定的施捨，或稱“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賦稅，又稱“濟貧稅”。［3］益處，還有朝覲的責任。他還教給我們每天五次禮拜［4］伊斯蘭教每天要進行五次禮拜，在黎明、中午、下午、日落和晚上各進行一次。［4］的複雜儀式，要我們背誦《可蘭經》。他從不替我們翻譯經文，總是強調——有時還會用上一根柳樹條——我們必須準確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聽得更清楚。一天，他說在伊斯蘭教義裡面，喝酒是極大的罪過，那些嗜酒的傢伙將會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審判日）得到懲罰。當年喀布林飲酒的人比比皆是，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