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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和我坐在暖爐桌前玩一種叫做“番吉帕”的撲克遊戲，寒風吹著樹枝，打在窗戶上嗒嗒作響。當天早些時候，我要阿里替我們佈置暖爐桌——在一張低矮的桌子下面，擺放電暖片，然後蓋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鋪滿地毯和坐墊，足夠供二十個人坐下，把腿伸進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經常整天坐在暖爐桌邊，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殺了哈桑兩張方塊10，打給他兩條J和一張6。隔壁是爸爸的書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幾個人談生意。其中有個我認得是阿塞夫的父親。隔著牆，我能聽到喀布林新聞廣播電臺沙沙的聲音。
哈桑殺了6，要了兩條J。達烏德汗在收音機中宣佈有關外國投資的訊息。
“他說有一天喀布林也會擁有電視。”我說。
“誰？”
“達烏德汗，你這個傢伙，我們的總統。”
哈桑咯咯笑起來，“我聽說伊朗已經有了。”他說。
我嘆了一口氣：“那些伊朗人……”對多數哈扎拉人來說，伊朗是個避難所，我猜想也許是因為多數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樣，都是什葉派穆斯林。但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有個老師說起伊朗人，說他們都是笑面虎，一邊用手拍拍你的後背示好，另一隻手卻會去掏你的口袋。我將這個告訴爸爸，爸爸說我的老師不過是個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為伊朗在亞洲聲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數人看世界地圖的時候還找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