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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責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場的眾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著我雙眼，“你知道，這裡每個人都會講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齊齊的牙齒，“替我向你爸爸問好，親愛的阿米爾。”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麼回事？”爸爸說，接過一個老婦人買木馬的錢。
“沒事。”我說。我坐在一臺舊電視機上。不過還是告訴他了。
“唉，阿米爾。”他嘆氣。
結果，剛才發生的事情沒有讓我煩惱太久。
因為那個星期稍晚一些時候，爸爸感冒了。
開始只是有點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癒了，可是咳嗽還是沒好。他會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裡。我不停地求他去檢查，但他會揮手叫我走開。他討厭大夫和醫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醫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瘧疾。
然後，過了兩個星期，我撞見他正把一口帶血絲的痰咳到馬桶裡面去。
第十二章（4）
“你這樣多久了？”我說。
“晚飯吃什麼？”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大夫。”
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闆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於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有個面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爸爸咕噥說。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胸部X光掃描。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錶帶到前臺。”他說，匆匆寫著。
“那是什麼？”我問。
“轉診介紹。”他寫啊寫。
“幹嗎用？”
“給肺科。”
“那是什麼？”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黑點？”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醫生咕噥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描，然後去看肺科醫生。”他把轉診單遞給我。“你說過你爸爸吸菸，對吧？”
“是的。”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我想質問他，帶著“可疑”這個詞，我怎麼撐過這兩個星期？我怎麼能夠吃飯、工作、學習？他怎麼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我把頭磕在地面，暗暗唸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林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內做CAT，兩個星期內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內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裡來，他說俄國。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我說，將爸爸拉到一旁。施內德大夫微笑著站起來，手裡還拿著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內德大夫的簡歷。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彷彿那是個骯髒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我當著你媽媽的面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施內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他們逃亡！”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著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嘆口氣，轉向施內德醫師。“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著彎曲的小鬍子，一頭銀髮。他告訴我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