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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秩序。
儒家的“三綱五常”，以血緣、代際、年齡以及男女性別確定名分等級秩序是非常剛性的。尤其子女對於父親是絕對不能還嘴的，沒有任何討論空間。這種剛性的秩序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為只有如此，上述這種跨時間的交易才能有足夠高的可靠度。換句話說，儒家所主張的等級秩序和價值體系，實際上就是為了把這種養老保險的代際交易能有足夠高的兌現機率。正如現在的股東權益保護，父母是投資者，子女等於你的股票、債券或信貸，為了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必須得有一套行為規範體系，保證在你活著時，子女必須無條件服從。如果子女還沒長大翅膀就硬了，作為投資人，你今後的投資回報就可能無法保證，你就必須開始做其他的安排了。儒家文化存在的價值，就是透過子女以非常人格化的方式來代替今天我們所熟悉的不同保險金融品種。
中國人認為生孩子最好是兒子，因為女兒要嫁出去，是別人的。為了最大化老有所養效果，父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最好是有三四個兒子。傳統社會中“三妻四妾”的制度安排，有很多妻子甚至主動要求丈夫納妾，實際上也有很強的經濟原因。因為如果妻子無法生兒子，妾生的兒子，第一服務物件當然是父親，但第二服務的物件是大媽，親生母親反而是排在第三位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中國文化走向哪裡？——文化變遷的金融學解釋（3）
如果有保險公司提供人壽年金、養老基金等產品，以“養兒防老”來實現養老保險的要求就會下降很多。未來中國社會，即使沒有計劃生育，隨著越來越多的養老金融產品出現，中國人不再需要生更多的孩子來實現養老，人口增長會放慢。
我總結一下，實現養老的經濟利益交換的需求的方式，在人類歷史上基本上存在四種方式，第一種是最傳統的方式，以家庭血緣關係的“養兒防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把家族看作是內部金融交易市場，傳統社會讚賞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認為家族人越多越好，就是因為家族越大，內部金融交易市場所能夠實現的風險分攤、跨時間收入配置的效果會更高，家族越小，可以交易的物件就越少。第二種是社團組織，比如西方以共同信仰為基礎的教會來實現養老保障，中國的廣東和香港等地區有自梳女。第三種是金融市場。第四種就是依賴政府，透過稅收等實現。第四種方式帶來*風險、道德風險的空間太大了，沒有個人的選擇權，連結婚都要領導同意，可能不是很好的安排。
我個人覺得，今天中國社會正在發生市場化的變遷，從原來完全依賴家庭，慢慢過渡到市場。在家庭和金融市場這兩個養老解決方案裡，哪一種更好呢？市場安排肯定是效率更高，透過血緣關係來互相保障的交易安排效率是非常低的。
依賴家庭、家族來解決風險交易，需要有類似於儒家文化這種剛性的社會秩序來最大化減少違約的風險，但如果由保險公司、銀行、證券公司等來代替家庭提供非人格化的人際交易，就需要外部化法律體系來支援，這就是*、法治、憲政在西方社會出現的原因。當今天中國人越來越多依賴於金融市場來實現經濟安全和人際交易，就必然提出對外部非人格化的制度要求，否則市場解決方案很難實現。如果大家購買保險之後無法兌現，還是覺得親人更可靠，最終只能回到家庭解決方案。
很多學者和業界人士，以及業餘愛好者都會說，既然透過儒家價值體系、等級秩序的安排也能夠給中國人提供生活保障，對未來養老的安全感，實際上過去2000多年都在這樣做，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搞金融市場呢？甚至給貪汙*的人提供那麼多的機會，為什麼要這麼做？從價值判斷角度來講，在原來中國社會溫飽都沒有辦法解決時，在儒家的名分等級秩序之下，犧牲個*利、個人選擇，每一個人按照自己的社會地位約束自己的行為，接受“三綱五常”的約束，這種文化制度安排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那時，大多數人會說生存比個人自由更重要。但是到了今天，中國社會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再透過家庭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交換，代價是越來越高了。
比如，現在中國社會年長的人，實際上每天的生活保障是很不安的。據我的觀察，很多時候父母向子女要錢會覺得在人格尊嚴上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儘管他們是你的子女，但等你老了以後，每天只有被動等待，充滿了不確定性。如果以前透過養老保險等金融投資，每一個月靠原來積累投資的收入來花錢，對於人格尊嚴就好很多了。你去打一次高爾夫球，花了700塊錢，你的子女會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