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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僅僅根據某些人的幾句話，僅僅根據個別的幾個例子，而要使用社會學的方法，用證據來說話。很多學者都說西方人強調個體、中國人強調集體，實際真是如此嗎？根據是什麼？然後再和別國做比較，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
以前我們比較多的是用毛澤東所倡導的典型的調查研究，找出來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但問題是，中國這麼大、人這麼多，如果要找典型，永遠可以隨心所欲地找到各種型別的典型。比如學生厭學，我給你找一個勤學的典型，說富人為富不仁，我給你找一個富而慈善的人。以前還有一個理論，說要區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這麼多其實只是支流，我舉出的例子雖然少，但卻是主流。你說社會道德不行了，我找幾個拾金不昧來給你看看，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話來說，要分清一個手指和九個手指，可是誰有資格分清一個手指和九個手指呢？那就是最高領導。
由於我們今天的情況，就可以想到歷史的情況。歷史上很多記載，到底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實際，這是需要打一個問號的。如果我們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充分去了解一個地域、一個時代的人群的特徵，這才是真正我們要討論的所謂國民性，或者所謂地域性。
文化的優劣關鍵在是否適應環境
中國歷史上說的華夏諸族，是以黃河中下流地區為基礎形成並逐步擴充套件的。它的生產方式基礎是農業生產，有很多觀念就是適應了這樣的需要。我們以前老是討論中國儒家文化對或錯，其實一種文化能沿襲這麼多年，就證明它適應了這個社會。特別明顯的，中國歷史上有多次外來的民族入主中原，他們開始希望用自己的文化來取代中原的，但都沒有成功。軍事上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道理很簡單，地理環境改變了，維持原來的生產生活方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得不償失。比如說鮮卑，南遷到山西大同，曾經想開闢大量的牧地，但後來發現，牛羊到了那裡是長不好的。
改革開放與中國人觀念的現代化（2）
西漢時，中行說受漢文帝派遣出使匈奴，後來投降了匈奴。漢朝使者說匈奴不尊重老人，把最好的衣食都給了青壯年，中行說就說，漢人家裡的孩子要去當兵，也是把最好的衣服給他穿、最好的食品帶走，漢使說對啊，中行說就說那不是跟我們一樣嗎？匈奴人年紀大了打不了仗，讓年輕力壯的人吃一點好的不是跟你們一樣嗎？漢使說匈奴沒有禮儀，男女老少都是睡在一個帳篷裡，中行說就說，我們沒有漢人這麼多錢，我們睡在一個帳篷裡有什麼關係呢？
從這個角度來講，文化的優劣，關鍵在於是否找到適應地理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如果環境有了變化，當然也要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如果再死守這一點就不對了。到了宋朝開始，歷代特別強調寡婦守節了，甚至出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言論，這難道僅僅是道德觀念嗎？不要忘記，宋朝的人口已經達到了一億，此後人口不斷增加，到了明朝的最高峰是2億，到了鴉片戰爭之前是4億，太平天國之前是4�3億。這樣的情況下，當然希望少生，於是道德就佔了上風，寡婦不能改嫁，甚至還沒有結婚丈夫死了也希望你守節，這是對社會有利的，正好適應社會的需要。
從天下觀到世界觀
如果我們從小範圍講，漢族生活的農業地區有沒有共同性呢？我認為是有的，簡單歸納起來，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觀、倫理觀、義利觀和宗教觀中。
首先來談天下觀。今天我們比較多講的是世界觀，但是在古代是沒有世界的概念，中國古代說的是天下。中國自古以來，都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國在天下中心的範圍，而其他的周圍都是“夷”。這個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間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陽一帶。如果邊疆什麼地方發達了，也會自稱“小中原”。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到越南、朝鮮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說自己是“小中華”，或是“南天中華”，越南的舊王宮裡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匾額。
唐朝時的長安像是個國際城市，各種各樣的外國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沒有派人出去留學呢？沒有，去印度取經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時，泉州已經形成了*人的社群，也可以說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來我們不出去的。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最好，出去幹什麼？
這種觀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賜給英國使者的詔書裡，還是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無有”，天朝什麼都有，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