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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我們的藝術顯然長久地誤會了大氣磅礡，以為巨大的篇幅、堂皇的排場就是，以為漫長的歷史、壯觀的場面就是，以為山頂的遠眺、海邊的沉思就是。其實，藝術的真正大氣，產生於絕境。這種絕境倒未必是飢寒交迫、生老病死，而是生命中更為整體的荒漠體驗和峭壁體驗。放逐、撕裂、滅絕、重生，這才有徹心徹骨的灼熱和冰冷，這才會知道人世間最後一滴甘泉是什麼，最難越過的障礙在哪裡。
於是，開始有了生命的氣勢。
——《胡怡聞病後畫展》
更謙虛一點
復旦大學的一些研究生趁假期長途旅行，遠至西藏，一路上寫了不少充滿文化激情的散文，其中一部分，現正放在我的案頭。
他們實在是值得羨慕的一群，那麼年輕就走了那麼遠的路，居然不是為了打仗，為了逃難，為了流放，為了“上山下鄉”，而純粹是為了考察。中國兵荒馬亂了多少個世紀，這種放任於山水之間的青年旅行者，實在是久違了。有了他們，這塊土地簡直有點奢侈了，這真叫人愉快。
由於他們，一種比較地道的文化審視態度出現了。這種審視態度，並不僅僅是動用文史知識來詮釋景物，也不僅僅是面對景物而浮想聯翩，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當作一個充滿著無數問號、極有感覺彈性的文化軟體，與自然和歷史周旋。
在他們的遊記中我也發現了一些毛病。我對此略有擔憂：這些毛病是不是我早先的一些散文傳染給他們的呢？如果是，應該及早由我本人來指出。
我要告訴他們，旅途中的文化感受，不必如此擁擠、如此密集、如此迫不及待地表達出來。讓自己的筆多描述一點自然景物本身，就會更大氣，走在這樣一條奇異的路上，我們的合適身份應該是驚訝而疲倦的跋涉者，而不宜是心思很重的讀書人。
我還要告訴其他更多的讀者，最有意義的旅遊，不是尋找文化，而是冶煉生命。我們要明白，人類的所作所為，比之於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類的幾千年文明史，比之於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現，是短而又短的；人類對於自身生存環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們理應更謙虛、更收斂一點。在群峰插天、洪濤卷地的偉大景象前，我們如果不知驚懼、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嘰嘰喳喳地談文化，實在有點要不得。如果這算是什麼“大散文”，那寧肯不要。
——讀《尋找太陽城》
人類兩大動作
《華爾街日報》評論布林斯廷的兩部學術著作《發現者》和《創造者》“富有戲劇性”，這倒使我這個戲劇專業出身的人仔細想了一想。
想的結果是，不錯，可以看成是戲劇。主角只有一個，人類；全劇只完成了兩個動作，發現、創造。
布林斯廷用如此簡潔的方式來提煉世界歷史，實在是器宇恢弘。全書史料豐富，大多數史料都包含著人情味極強的情節性，讓讀者如臨其境，如見其人。讀完之後才明白，原來人類的光明面、人類的文明事業，確實都包容在發現和創造這兩件事裡面了。人類當然也於了不少壞事和醜事，作者不予理會，不是他學歷不夠，或疏忽大意，而是隻想呈現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基本元素，以便把那些非人性的作為比照得瑣碎可笑。無地自容。因此，這是一種充滿喜樂之情的選擇，讓每一個讀者都能感受到做人的自豪。
這種歷史態度，不僅與實證主義史學判然有別，而且也不同於思辨的歷史哲學。我猜想布林斯廷一定受到過年鑑學派整體史學觀的積極影響，讀他的書總能聯想到法國曆史學家布洛赫的話：“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就像神話中的巨人，他知道只要嗅到了從人類血肉之軀發出的氣息，也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也能想到比利時歷史學家佩倫的話：
“如果我是一個古董鑑賞家，我就會把目光盯住那些陳舊的細節不放，但我是一個歷史學家，我熱愛生活。”
與年鑑學派史學家相比，布林斯廷有更多的文學氣息，所以人們也喜歡把他歸人文學派史學家的範疇。這裡所說的文學派，當然不是指文筆和想象，而是指對人類抱有更大的慈愛，對歷史採取更大的取捨，慈愛和取捨又都不違背歷史的本真。以此為基礎，再來發揮敘述的情節性和感染力，也就蔚為壯觀了。
——讀《發現者》、《創造者》
中國人
“中國人”這個稱呼，現在大家叫慣了，以為自從地球上有了中國這麼一個地方，產生了這麼一種人，就自然而然地叫下來了。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