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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記憶中，“中國”這個詞在西周就出現了，內涵卻一直在變化。秦漢以後，歷朝都不以“中國”為國名，但大體上又都以“中國”通稱。由於民族眾多，戰亂頻仍，經常出現對峙雙方都把自己說成“中國”，把對方說成夷狄的情形，如南北朝和宋金時期都是如此。
這還只是在內部進行著名號上的爭奪和調整，真正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概念，只能在國際關係中確定。如果說，一個朝代一個朝代的排列體現了時間上的縱向關係；那麼，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排列則體現了國際間的橫向關係。中國古代，縱向關係遠遠強於橫向關係，因此很難有明晰的、整體意義上的“中國”概念。直到清代，邊界吃重，外交突現，“中國”才以一個主權國家的專稱出現在外交文書上。
同樣的道理，“中國人”這一概念在整體上的明晰化，也應該是在與不同屬類的人的較大規模地遭遇之後。使之明晰化的光亮，可能來自於外國人看中國人的目光，也可能來自於中國人在瞭解外國人之後所作的比較和反思。據我披閱所及，明清時期歐洲來華的幾批耶穌會傳教士的書簡，一七九三年英國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的記錄，是較早由西方人士探視中國人的書面材料，後來值得注意的便是一些西方人類學家研究中國人體質形貌特徵的科學論文了。
我本人對“中國人”這個概念產生震動性的反應，是在翻閱一批美國早期漫畫的時候。這批漫畫由長期關注美國西部開發史的胡恆坤先生收藏，幾年前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漫畫是十八、十九世紀美國報刊雜誌不可缺少的一種報道形式，因此也就留下了中國人從在美洲立足謀生開始的種種經歷。畫家是美國人，因此對中國人的體型面貌和生活方式產生強烈的好奇，畫得既陌生又誇張。隨著美國排華濁浪的掀起，漫畫中的中國人形象越來越被嚴重醜化，醜化成異類，醜化成動物；不僅形象惡劣，而且行為舉止也被描寫得邪惡不堪。而這，恰恰正是當時許多美國白種人心目中的中國人。這種漫畫作為一種形象化的文化判斷，既是排華濁浪的結果，又反過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一邊翻著那些被畫得不忍卒睹卻又依稀相識的面容，一邊讀著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清季中美外交關係簡史》和《書中人語》等著作，不能不一再地遙想被唐德剛先生呼喚過的“我先僑的在天之靈”：你們究竟在哪些方面使西方人害怕了、討厭了？除了洋人的偏見，你們自己也有很多不檢點的地方吧？其中哪一些是根深蒂固的，難以改進？你們究竟又在哪些方面與遙遠的祖先和今天的我們一脈相承？是啊，我們，我們的血液裡有多少是穩定的遺傳，今後還會遺傳多久？
這就躲不開“中國人”這個隱潛著不少歷史感情的概念了。歷史感情又與現實思考聯結著，因為在世紀之交，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共存和對峙就在眼前，而任何一種文明的基礎，都是群體人格。那麼，中國人，極其老邁而又受盡欺侮的中國人，你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你有沒有可能再變得年輕？從漫畫走進油畫或其他什麼畫？
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這個問題也被認真而痛切地思考過。但是那些思考往往不是情緒太激烈，就是學理太艱澀。更嚴重的是參與者太少，明明在討論中國人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卻並無知覺，致使思考從深刻淪為低效。這次世紀之交，至少應該讓更多普通的中國人一起投人有關自己的思考了吧？但願如此。
———讀《中國人》叢書
明天的功課
讀這樣的書，我又變成了一個學生，不斷地為自己的空缺而惶恐。
並沒有老師在催逼，事情的緊迫性在於：其一，這些學問早已不僅僅是科技知識，而分明是一種誰也躲不開的文明形態，自以為在從事文明工作的人焉能諱避？其二，這種文明形態已經大規模地出現在眼前，而且擴充套件的速度極其驚人，過不了多久必成八方包圍之勢，時不我待。由此我常常想起上一個世紀下半葉，無論是我家鄉的浙東學派還是我妻子家鄉的桐城學派都還餘緒未盡，蘊藏著不少深厚的學人，但由於他們中很多人拒絕新世紀的文明衝激，終於孤寂潦倒，煙消雲散。
當然，任何時期的文化都會留存它永恆的一面，但這個部分不會很大，我們千萬不能對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給予過高的期許，以為可以進人永恆的層面。很多勞作，連“過眼煙雲”也說不上，因為煙雲總有不少人看見，而有些勞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沒有其他人“過眼”。我們的文化討論常常以既存的文化範型和學者範型做座標，說了千百個應該不應該，其實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