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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非早年執掌極權，或長期默處一隅，否則遲早會被削平。有的職業，如文學藝術，既無權力又難沉默，麻煩自然就大了。嫉妒可能是這塊土地上最忠於職守的神靈，連夜間也不願意閤眼，四處搜尋，絕不放過一個疑點。
魯迅早就嘆息，在中國，“有什麼稍稍顯得突出，就有人拿了長刀來削平它”。因此，這裡確確實實聯絡到了反思中華文明的大課題。由長久的社會觀念沉澱成了心理習慣，又由心理習慣沉澱成了群體人格，這便是前輩哲人為之垂淚、為之呼號的國民性。從根本上說，中華文明的是是非非已經不是書庫裡的陳舊典籍，經過幾千年的過濾篩選，早就生長在每個人的身上。
今天的嫉妒
我們終於走到了可以向嫉妒發起全面挑戰的時代，然而這也是嫉妒最猖狂的時代。
這二十年，我們看到了，社會在試演過種種整齊的儀式後，終於尋找到了最真實的動力，生命力的多元釋放形成了巨大的能源，歷史開始變得通體活躍，任何包括嫉妒在內的心理痼疾都成了必須衝破的障礙。然而，正因為這樣，嫉妒在各色人等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了最有刺激性的素材。不少突然失去了“大一統”和“大鍋飯”護佑的慌亂人群以聽眾的身份，為嫉妒話語提供了演講臺。讓新興的社會機制在這樣的演講臺前變得風雨飄搖，還是讓這樣的演講臺在新興的社會機制前變得風雨飄搖？這是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次選擇。
嫉妒需要方位，可喜的是，社會的巨大變革使嫉妒失去了這種方位。不僅物件不見了，連評判的座標也找不到了，於是嫉妒不再成為有的放矢的殺手，而是成了 一團陰鬱飄浮的雲氣，不知去撞擊哪座山頭，覆蓋哪個樹林——就憑這一點，我們也要為社會變革喝彩，目送著那團嫉妒的雲氣在我們頭頂尷尬飄過。
記得十多年前，在許多學校的教研室裡，不少中老年教師總在閃閃爍爍地批評青年教師急於發表長篇論文，不甘心長期充當綠葉，來襯托他們這些不在乎什麼論文的紅花；但話音未落，青年教師已經出國；於是批評他們崇洋媚外，然而沒過多久青年教師卻已學成歸來；接下來必然是抱怨青年教師在待遇、職稱上得利太多，但青年教師又已辭職……嫉妒的腳步再快，也追不上社會變化的腳步，這實在是一種吉兆。要是嫉妒的腳步更快，截在半道上，那就大事不妙。
在上海街坊鄰里間，家家戶戶長期處於互相窺探之中，連這家多炒了兩個菜，那家新買了一輛腳踏車都成為嫉妒的目標，不知多少爭吵由此而生。但是這些年，住房拆遷、下崗轉崗、股市升瀉、兼併破產，各家各戶都在狂飆突轉中日新月異，嫉妒的蝙幅不知該落在哪一根樑柱上？
只能去尋找變動不大的房舍和樑柱了，雖然已經很少，但畢竟還有。例如那些不處於社會轉型主體部位的角落，那些被社會改革家們暫時冷落不想立即清理或拆卸的部分，那些曾經有過文雅的聲譽現在還能引起人們寬容慣性的領域，那些派別林立、關係錯綜卻又對國計民生並無大礙的方位。在那裡，嫉妒還能找到自己熟悉的發洩口道，而且由於其它地方的堵塞而空前洶湧。外人和後人如果不小心一眼看到這樣的角落，一定驚詫莫名。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特殊的階段：舊式的嫉妒已構不成力量，新式的嫉妒尚未獲得資格。這樣的歷史階段，對於群體心理的重構至關重要。很多年前讀雨果夫人關於法國大革命前後巴黎社會心理的回憶，感觸很深，那也是一個破舊立新兩未靠岸的奇異時期，什麼怪事都會發生。僅僅為了雨果那部並不太重要的戲劇作品《歐那尼》，法國文壇一切不願意看到民眾向雨果歡呼、更不願意自己在新興文學前失去身份的人們全都聯合起來了，好幾家報刊每期都在嘲諷雨果欠缺學問、違反常識、背離古典、刻意媚俗，在嘲諷的同時又散佈大量謠言，編造種種事端。有的評論家預測了作品的慘敗，有的權威則發誓決不去觀看演出。待到首演那天，這些人抵擋不住心癢還是去了，坐在觀眾席裡假裝只想看報紙不想看舞臺，但又不時地發出笑聲、噓聲來搗亂，也算是與雨果打擂臺。
對嫉妒來說，人們對它的無視，比人們對它的爭辯更加致命。儘管當時也有一些人為了對雨果的評價發生了決鬥，但對嫉妒者最殘酷的景象是：廣大民眾似乎完全沒有把他們的誹謗放在眼裡，《歐那尼》長久火爆，直到因女主角累病而停演。
更有趣的是，八年後，《歐那尼》復演，全場已是一片神聖的安靜。散場後雨果夫人在人群中聽到一段對話，首先開口的那一位顯然是八年前的嫉妒者，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