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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回答還想介紹兩位先哲的話。德謨克利特說，嫉妒的人是他自己的敵人；愛比克泰德說，嫉妒是幸運的敵人。
嫉妒之惡
嫉妒是自己的敵人，也是他人的敵人。
這裡所說的他人，不止是某幾個具體的被妒者。因為嫉妒足以在社會上形成無確定物件的巨大傳染性，人類最值得珍視的互愛互融關係，隨時都在受到它的嚴重殘害。
在正常情況下還好一些，雖然人人都有可能嫉妒，但由於嫉妒的內容和程度都不一樣，彼此處於支離狀態，構不成合力，而且由於旁觀者清，互相之間還會勸解調適，歸於平和；在不正常情況下，嫉妒心理與顛覆意識相混雜，與社會情緒相交叉，與政治災難相呼應，一切煮成了一鍋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派衝擊一切名人，一切高收入的人，便是這種情景。衝擊的人群中夾雜著大量早就妒心萌動的同行，他們引路破門，吆喝抄家，翻箱倒櫃，做著平日在幻想中頻頻做過的事情。打鋼琴家的雙手，把老教授考倒，給名人們訓課，這些行為難道真的在“批判”什麼嗎？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全是根深蒂固的嫉妒在作祟，但在那時卻與一種浩大的社會觀念連在一起了，與上層政治需要呼應起來了，卑瑣的私慾被鍍上了金光，使無知者趨之若鶩。至此，嫉妒已發酵成一種群體性的大惡，旗幡飄飄竟達十年之久。
其實，這種惡性爆發的病根極為深廣。極權主義下的平均、中庸、共貧、互貶，養成了一般民眾對傑出物象的超常關注和超常警惕。這種心理習慣在本世紀經歷了長久的“大一統”、“大鍋飯”之後更成為一種天然公理，因此也必然地延伸到了新時期。幾乎每一個改革探索者都遇到過嫉妒的侵擾，更不要說其中的成功者了。人們很容易對高出自己視線的一切存在投去不信任，在別人快速成功的背後尋找投機取巧的秘密。更不可思議的是，在文學藝術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大家對備嘗辛酸的文學藝術家也習慣於冷眼審視，有人甚至在傳媒上公然宣稱，文學藝術家在傳媒上佔據過多大的篇幅，就有理由讓他們承受同樣的荊棘。凡有對他們的抨擊，社會上總有不少人歡呼雀躍，大家都把一個演員、一個導演、一個作家、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當作了美國總統，好像社會的民主和公正全都落實在對他們的嚴密審視上，而所謂審視也不是針對他們真正遇到的藝術障礙，大多集中在捕風捉影的人品攻陷上。由此想到，真不知當初脾氣暴躁的貝多芬和海明威在年輕時如果遇到這般審視將會如何，社會很容易因他們的失態而一筆把他們抹去，抹去了他們的人類，是否會因此而走向平等和潔淨？
救助弱小是一個無可非議的仁慈口號，而在這個口號背後，無數有著不太弱小的身份因而廣受嫉妒的靈魂，在無助地掙扎。誰都認為他們有名望有勢力，但他們卻一批批喑啞了、消失了。直到死後才不被嫉妒，於是死亡對他們構成了一種最大的救助。暫時不願死亡的，則漸漸學會了生存的謀略，懂得了裝愚守拙，默唸著“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等等的警句格言，在行為上也就一味地謙之讓之、避之退之、觀之望之、哼之哈之……這種種作為只為了一個目的：千萬不要讓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
他們可能才高八斗、力敵千鈞，但深知一旦讓嫉妒的目光在自己身上聚焦，一切都會化為灰燼。
與他們相對照，那些弱者，卻因嫉妒而同病相憐、一呼百應，結果，因嫉妒而浩浩蕩蕩、無堅不摧。
因此，只要有嫉妒出現，“強者”和“弱者”，應該顛倒了讀，反轉了看。
儘管嫉妒是人類的共性，然而中國的許多問題卻與它有更特殊的關係。我未必贊同把嫉妒分為西方式和東方式兩種，但也確實看到，當西方的智者們在思考如何消減嫉妒的時候，中國的智者們卻在規勸如何躲避嫉妒。所謂中國古代的生存智慧，大多與這種躲避有關。你越躲它越兇，嫉妒不僅失控而且冠冕堂皇，“遭妒”反倒成了一個人人都可指責的罪名。直到今天，遭妒的一方常常被說成是驕傲自大、忘乎所以，而嫉妒的一方則被說成是群眾反映、社會輿論。結果，遭妒者縮頭藏臉，無地自容，而嫉妒者則義正詞嚴，從者如雲。中國式的社會觀念顛倒過許多是非，其中之一就在嫉妒的問題上。茫茫九州大地，永遠有一個以嫉妒為法律的無形公堂在天天開庭，公堂由妒火照亮，嫉棍列陣，敗訴的，總是那些高人一頭、先走一步的人物。
一直有人在發問，中國幾個世紀以來越來越滯後於西方世界，難道果真國中無人？人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