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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頭進錯了門，拜錯了師，走岔了道，怎麼也繞不回去了。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時代種下的。種下的時分，耳邊一片讚揚聲。
這還只是在說技能，如果要說到品德，改易更難。一個人橫貫終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時代形成的，可惜在那個至關重要的時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動永遠是為成功而搏鬥，而一般所謂的成功總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記。結果，臉頰上還沒有皺紋的他們，卻在品德上挖下了一個個看不見的黑洞。
在我的記憶中，認真指出青年時代險惡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只有二百多字的短文《傷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見到過的事例，卻仍然讓大家十分震驚。王安石認為，天下是會出現幾個真正傑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們，也未必能成為人才，淪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況更是不言而喻。王安石用旁觀者的平靜筆觸，勾勒了一個天才少年滄於平庸的過程，平庸得那麼自然又那麼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為少年和青年說點掃興話、警惕話的人實在太少了。永遠在歌頌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颯爽……就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裡去了，送到什麼里程就不再歌頌也不值得歌頌了，卻不知道。
歷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頌青年來弘揚社會的生命力。這是一帖療世藥方，特別對一個古老而疲憊的帝國更有特殊意義，但用藥也要適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為這裡顯然橫亙著一種二律背反：越是堅固的物件越需要鼓動青年去對付，但他們恰恰因為年輕，無法與真正的堅固相斡旋。
他們剛剛放下歷史課本，又何曾體察過歷史蒼涼的內涵？他們隨口談論社會，又何曾瞭解過民眾的質樸需求？他們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過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歷史使命壓在他們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對他們一邊加壓一邊慫恿，只能使他們變成一堆扭曲的形體和尖利的聲音，這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應該先埋頭建立一點什麼，然後讓見多識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來批評，接下來再由青年人憑著自己的建立感受來反批評，提出新一代的新觀念。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個程式倒了過來，很多沒有任何建立經歷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評者，而有了閱歷的成年人則唯唯諾諾，不說長短，只知低頭勞作。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評論者多而建設者少，一度曾經出現過全國高喊“不破不立”的口號、相信“七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況。這種排斥建設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隨意和痛快，對大量害怕辛勞的青年人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一切事業都弊多利少。這就像航海，航海家們當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氣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積極的評論，但不少年輕的放言者根本還沒有能力這麼做，他們只是遠遠地站在岸上，憑著對驚險童話故事的記憶，大聲呵斥這條船可能有海盜嫌疑，嘲笑著船體的形狀和船長的身材。岸上的閒雜人等最樂於聽的是這種聲音，但這種聲音的結果十分可怕。中國的情況歷來是幾百年的破壞只換來幾年的建設，而剛剛有點建設又很快換來新一輪聲色俱厲的破壞。總認為建設者的方向需要有人來撥正，建設者的本人也應受到監督，這沒錯，但人們怎麼也不明白，那些沒有灑過一滴汗珠的年輕人何從取得了撥正資格和監督資格？如果說要建立一種機制，那也是一項建設，與建設的過程密不可分。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觀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畫家、音樂家、作家受到了各種低層次評論的糾纏，立場總是站在文化創造者一邊。因為我深知一個龐大民族在混亂多少年後終於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度艱難，而在經濟建設的社會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點文化建設的更加艱難。
一些別有用心的年長慫恿者總喜歡說：“真理在年輕人手裡。”理由呢？沒有說，但我猜測他們是故意偷換了一種邏輯。保衛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說成是真理。在我看來，青年人居高臨下地說東道西，不要說真理，連什麼理論和流派都說不上，他們只是用這種方法證明自己已擺脫教師和課本而獨立存在。但是一切過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對自身存在狀態的不自信，一切嚴重的攻陷都直通於自身的虛弱，當這樣的規律逐一顯現，這些年輕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從自衛性的敏感走向了沮喪、孤傲和狂暴，甚至與周圍人群建立了惡性對抗關係，這便進入了躲在一個個小陷阱後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間，很難再拔得出來。一群本來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這樣失蹤於文明領地的邊緣地帶，實在讓人傷心。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