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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保安用這個手提包、上這趟火車，都是監時決定的，因此只能是慣偷偶爾發現行李架上的手提包與自己的包一樣，調換了。如果有什麼政治預謀，根本來不及這樣做。那隻換下來的手提包的提把上有山西鄉鎮婦女喜歡用的一種護膚油脂，聯絡到說話帶有女腔，又如此善於裝扮，便得出了這個結論。
郭應峰和其他警官一起，立即到在押的當地偷盜犯中打聽有沒有這樣一名女賊，果然很快找到線索，最後破案，事情正是一個做過晉劇演員的女人乾的，只不過好發覺偷來的鐵匣子無用，已經隨手扔在太原人民公園的荷花池裡了。警察立即找到那個荷花池，一撈便著。這天，正好是破案期限的最後一天。
這又是一個讓人大失所望的滑稽結局。
滑稽在何處？滑稽在預期重量和實際重量的嚴重失衡上。就像一個人面對一堆龐然大物，吸足了氣，提足了勁，狠命一舉，沒想到這堆龐然大物原來只是一個沒有重量的氫氣球，反而讓人仰天摔倒。據康德說，這就是滑稽的本源。
由這件事想到許多歷史事件。我們的歷史觀，是由很多必然性判斷組合成的，但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包括那些挺嚴重的事件，是否具有那麼多必然性呢？實在深可懷疑。許多完全出乎意外的偶然性因素，很可能是一系列重大歷史關節的起點。無視這種情況，只選那些合乎主觀心意的材料來裝配歷史，裝配出來的只能是假歷史。
你看眼前這個案子，按照必然性的邏輯來判斷，有一千一萬個說不通：嚴守密防的氫彈部件被盜，居然是小偷偷錯了；小偷沒有用別的辦法，居然是在保安人員的近距離注視下換走的；這個小偷又居然是一個女扮男裝的演員；驚動國家高層的氫彈部件，此刻居然以廢鐵的身份躺在公園的荷花池裡……每一點，都像是浪漫主義小說家的胡亂編造，但真實，卻輕快地越過每一個疑點站到了我們眼前。幸虧這件事情最後有一個躺在荷花池裡的鐵匣子，如果沒有，前面的種種疑點都會被“爭議”，最終成為一個“無頭案”，人們的注意力仍會集中在神通廣大的外國情報機構身上。歷史，因拒絕偶然性而失落了大量被解讀的可能；人類，因自以為是的邏輯而加添了多少愚笨！
如果承認世間有不少大事是一種偶然組合，那麼，我們的某些評論家就沒事可幹了。因為誰都看到，這些評論家的使命是把一切多姿多彩的生活實況一一推上他們鋪設的必然性軌道，別人讀起來很順溜，唯獨在被評論者心中是風馬牛。按照這些評論家的意見，這個做過晉劇演員的女賊，一定是美國情報局安插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成員，而太原人民公園那個荷花池底下，一定有一條秘密地道與臺灣海峽相連。——這不是笑話，請看歷史上那麼多荒誕不經的冤案，不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至於日常報刊間的隨意攻難，雖然說不上什麼冤案，基本的製造過程也與此相類。必然來、必然去，最後必然出一個大荒誕。
郭應峰先生他們所做的顯然是另一番活兒。也幸好有他們這樣的人，敢於讓世界留下一點真實，敢於在“文革”高潮中把一場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案件了結在一個瑣碎的滑稽中。須知，在那個時候，就連國家主席、軍隊元帥，根本沒有去碰過一下類似“鐵匣子”這樣的東西，也已經按照必然性邏輯而分析成了“內奸”。
郭應峰先生把自己關在一間靜室裡整整八小時，我非常關注這個情節。評論家們談必然性，聽眾越多越好，聲音越響亮越好，因為最粗糙的邏輯和最世俗的聲勢歷來是天然盟友，而天下最荒唐的顛倒，也總能在大庭廣眾之中完成它的“雄辯”。但是郭應峰先生要的不是這個，他由實證而發現了偶然，許許多多偶然點的組接，脆若遊絲，稍一用力就會繃斷，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心底輕輕梳理。就像外科醫生做心臟手術，關鍵之處比繡花女的針尖還要精細入微，容不得一絲噪音，因此只能安靜得鳥盡人滅、天老地荒一般。此間情景，近似古人所說的“格物致知”。郭應峰先生“格”了八小時，就理出頭緒來了。
好多事，壞就壞在熱鬧，壞在人聲嘈雜、香菸繚繞的會議桌旁，壞在隨聲附和或齊聲嘲笑的勃勃興致上。
一個案件尚且如此，要思考人生的大問題更需要長時間單獨的安靜，難怪佛學大師過一段時間總要在深山孤室裡“閉關”。我們的人生太喧鬧，渾渾噩噩間，往往連一個難題也破解不了，只能踩踏著眾多難題胡亂度日。
試著破解一個兩個吧，不必求助外力，先把自己關到靜室裡幾小時，再說。
亂世流浪女
我對近年來逐漸公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