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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判斷：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盜案件，沒有任何軍事諜報性質。
大惑不解的人們當然要問他那兩頁絕密筆記失竊的原因，他說：筆記本還有三十頁與失竊的兩頁同等重要的資料，為什麼不把整個筆記本偷走？除非是筆記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機比筆記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兩頁只是出於一種臨時性的需要。究竟是什麼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種可能後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只能是小偷突然內急，充當了手紙。
會場上一片嗤笑。但魯奉節的邏輯十分細密，笑聲漸漸停止了。他沒有笑，只是宣佈，現在時間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別墅周圍找到與手紙有關的痕跡。果然，第二天一早，人們只花了半個多小時，就找到了充當手紙的那兩頁筆記。而最後捕獲的罪犯，也確實只是個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對軍事情報一竅不通，毫無興趣。
我們現在來讀這份案情材料只覺得有趣，但請設想一下，在那個時候，魯奉節先生在幾個小時內得出這個結論是多麼不容易！他面臨的情況，比福爾摩斯所面臨的還要複雜。政界、軍界和警界的高層早就動員起來了，他們層層聽彙報，天天作分析，每個人都已經作出過多種多樣的判斷，這些判斷綜合了國際形勢、軍事動向、內部情報，都十分雄辯，而且都關及這些高官的尊嚴。層層疊疊的尊嚴加在一起，下級實際上已經很難提出不同的意見了。於是，尚未偵破的案情出現了兩個走向：領導心中的走向和實際發生的走向。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走向更強大，因此我們歷史上才會有那麼多的冤案、假案、錯案，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會有那麼多的申訴無門的委屈。
領導者即使並不霸道，他們的判斷也代表了當時當地一種共通的社會思維定勢，而任何定勢都是強大的，連偵查人員也很難不裹卷在裡邊。在這種情況下，要讓自己的耳朵、眼睛與周圍隔絕，只是一門心思地注視切實物證，實在很不容易。魯奉節先生做到了，他終於抬起頭來，平靜地說出那兩頁軍事資料的唯一去處，那種滑稽的情景裡有一種罕見的崇高。
所有的絕密電話全都響起來了，從軍事禁區到北京高層，無數個聲音在驚訝地重複：“小偷做了手紙，小偷做了手紙，手紙、手紙、手紙……”到昨天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斷，全都煙消雲散。
很遺憾。遺憾得不願向下屬傳達，遺憾得不願向妻子複述。但更遺憾的是，這是真實。
在這個世界上，眾口喧騰的可能是虛假；萬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實。
長久期盼的，可能是虛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實。
疊床架屋的，可能是虛假；單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實。
由此我們也就看清了，什麼是名探。
其實，世間一切平庸和傑出的界限也在這裡。何謂平庸？做加法，層層疊加地人云亦云；何謂傑出？做減法，力求簡單地直奔真實。
真實老被嗤笑，因此傑出者的數量總是不大。
人們老想躲開遺憾，因此，更大的遺憾總是緊緊跟隨。
氫彈的部件
如果不是魏肇權先生的介紹，我還不知道“文革”中發生過氫彈部件失竊案。這個案件的偵破過程與上一篇文章所說的蘇聯專家筆記失竊案非常相像，這種相像發人深思。
一九六九年暮春的一天，兩名保安人員護送一臺體積很小的自動儀從太原乘火車到北京，這臺自動儀是氫彈的重要部件，裝在一個黑色手提包裡，放在行李架上，兩名保安正襟危坐，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這個手提包。旅途中只有一個說話帶有女腔的男子在行李架上放過行李，很快就下車了，沒有其它情況。
萬萬沒有想到，車到北京，手提包依然，而裡邊的自動儀卻不見了！經公安部門鑑定，這個手提包已不是原來的那隻，只不過完全一模一樣罷了。
如此大事，理所當然地驚動了國務院和公安部的主要領導，而事件的性質又理所當然地指向政治間諜案。國務院總理給的最後破案期限是十天。但是直到第六天，仍一無所獲。
火燒眉毛之際，人們只好請出了已被造反派扔在一邊的名探郭應峰先生。
郭應峰取過全部調查材料和技術鑑定，把自己關在一間靜室中整整八小時，當他走出這間靜室後就宣佈：這是一個很小的偷盜案件，作案者就是那個放過行李的男子，但他是女人裝扮的，山西人，很可能做過演員；她偷錯了，這臺儀器對她來說還不如一塊廢鐵。
他的分析很細密，這裡無法細介紹，最簡單的推斷線索大體是：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