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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動力，我總是回答：十幾年前，我收到過一位長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來到王元化、張可老師的家裡。張可老師只忙著端茶、送點心，而王元化先生則幾乎沒有寒暄就立即與我談起了剛剛發表不久的李澤厚的《論嚴復》，又聯絡到李澤厚早在五十年代發表的《譚嗣同研究》，這種不羼水分的學術性談話出現在家庭裡稍稍顯得有點沉悶，張可老師坐在一邊聽了一會兒就笑著嗔怪起來：“人家那麼遠的路趕來，一下子談得那麼嚴肅！”待到吃飯了，張可老師始終在忙著給我夾菜添飯，連王元化先生也覺得過分了，一次次說：“讓秋雨自己來，讓秋雨自己來。”但是每次吃飯，我總覺得他們飯量太小，而我的飯量太大，很不好意思。
沒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老師突然在一次會議上中風。送到醫院，情勢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個多月一直處於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醫院號陶大哭，這位多災多難的學者一遍遍呼喊：“我對不起她！我對不起她！”他當時還沒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終於徹底平反。此時的張可老師，雖已擺脫病危，卻像換了一個人。
王元化參加工作後越來越忙碌，很少有時間在家逗留了。張可老師幾十年來早已習慣每天陪著困陷於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現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總想抽時間陪她。那年在廬山召開全國文藝理論研討會，王元化應該到會，他卻用《文心雕龍創作論》的一大半稿費，在廬山租了一間房子，把張可老師接去了，乘機讓她在那裡療養。我也去參加了這次會議，到他們的那間房子去拜訪，發現來訪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難真正休養。一天，與會代表分乘幾輛客車在山間遊玩，其中有兩輛翻了車，訊息傳到張可老師耳朵裡，她居然起身來到屋外，焦急地在路口見一人問一人：“餘秋雨死了沒有？餘秋雨死了沒有？”
那兩輛翻了的車，也只是部分人受了點輕傷，而我那天根本沒有出遊。當我知道張可老師對我的問訊之後實在有點吃驚，一是被一位病人的關愛所感動，二是覺得若在她生病之前，這位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絕不會用這樣簡單直拔的句子問話。
六
日子一年年過去，連我們也漸漸老了。三十人的班級，已經有四個同學去世，每次追悼會，同學們哭得像家屬一樣傷心。
是什麼機緣把我們拉在一起的，這已經變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到中學來遊說我報考上海戲劇學院的那位老師，說：“我的大半輩子都被你騙過來了。”他一笑：“騙來一位院長，值。”其實豈止騙來我這位院長，現任院長榮廣潤教授，戲劇文學系主任丁羅男教授，以及圖書館的呂兆康館長，都是從我們這個小小班級走出來的。同學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國最優秀的文學雜誌《收穫》，而她所承擔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維護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憶錄中曾用感念的筆觸提起我們這個班級，想當年，只要聽到武康路老人家裡有事，班級同學就一人一輛腳踏車呼的一聲去了。風風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學負責著《萌芽》雜誌，她也要承擔照顧家中勞累一生的文化長者的任務。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薦來的曲信光同學，雖然身體不好卻勤於教育，親自培養出了著名劇作家宗福先、馬中駿、賈鴻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試，我問一位考生，你最喜歡的當代劇作家是誰？考生回答是馬中駿。我又問，你知道馬中駿先生的劇作教師是誰？考生搖頭，我得意地告訴他：“是本教師的同班同學，姓名暫時保密。”
是的，連我們的學生也已經如此像模像樣，我們確實都老了。
人一上年紀，就會自然熄滅往常誤以為燦爛的浮火，靜靜地去體會人生的厚味。在這一過程中，張可老師的身影總會越來越鮮明地晃動在眼前。已經不再僅僅是學生對老師的感謝，而是她以那麼長的時間給我設了一個謎，揭開謎底的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實，更大的謎底是她自己。一個女人背後的學者，一個學者背後的女人，這個結構已經很有魁力，但更有魅力的還是第二結構，那就是：漫長災難中的不懈護衛，災難消解後的倦然退下。
好一個倦然退下，這又使我聯想到她早年的一個結構：共產黨掌握政權前的出生入死，共產黨掌握政權後的悄然隱去。這幾個結構渦漩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覺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現在，每次看到在蒼老、疲憊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張可老師，總覺得這是一門玄奧的人生課程。我不再後悔當年頭腦一熱錯考了上海戲劇學院，這種錯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