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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有機會直接面對這門課程，非常值得。
中學畢業時的三個小夥伴約定各學一類專業等二十年後一起暢遊世界，二十年早已過去，當年的約定也已經飄作雲煙。各學一類專業就能懂得世界？這真是孩童之見。請看僅僅一個張可老師，就足夠讓我們終身去閱讀。
大概從五年前開始，我覺得需要對張可老師作進一步的瞭解，以便告訴我的同學和我的讀者。前年，國際大專辯論賽從哈佛、耶魯和中國大陸邀請了五位終評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內，在評判的空餘時間，我開始向他詢問。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處再進一步請教王元化先生，終於，我可以為張可老師寫下一段話了。
這段話不長，大致如下——
張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於蘇州一個書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歲時考進上海暨南大學，這是一所擁有鄭振鋒、孫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陳麟瑞等教授的大學，學風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學畢業後主要在上海戲劇界從事抗日活動，自己翻譯劇本、組織小劇場演出，還多次親自參加表演。結識比她較早參加共產黨的年輕學者王元化。
抗戰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會中，有人戲問王元化心中的戀人，王元化說：“我喜歡張可。”張可聞之不悅，質問王元化什麼意思，王元化語塞。八年抗戰，無心婚戀，抗戰勝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問她屬意於誰，張可坦然地說：“王元化。”
以基督教儀式結婚。其時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國立大學任教，婚後攜張可到北平居住。但張可住不慣，說北平太荒涼，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這兩位年富力強而又頗有資歷的共產黨人勢必都要參加比較重要的工作，但他們心中的文學寄託，在於契何夫、羅曼？羅蘭、狄更斯、莎士比亞，生怕複雜的人事關係、繁重的行政事務和應時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學夢，再加上已有孩子，決定只讓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張可脫離組織關係。
因胡風冤案牽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離，還在幼兒園小班的孩子張著驚恐萬狀的眼睛看著父親被拉走。關押地不斷轉換，張可為尋回丈夫，不斷上訪。王元化被關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釋放。釋放後的王元化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幻聽幻覺，真假難辨，靠張可慢慢調養，求醫問藥，一年後基本恢復。當時王元化沒有薪水，為補貼家用，替書店翻譯書稿，後又與張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亞，翻譯西方莎學評論。張可還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抄寫了王元化《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和其它手稿。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王元化曾患肝炎，張可盡力張羅，居然沒有讓王元化感到過家庭生活的艱難。“文革”災難中，兩人都成為打擊物件，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結束之後，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張可突然中風，至今無法全然恢復。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徹底平反，不久，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門主要領導職務。
王元化對妻子的基本評價：“張可心裡似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過她以疾顏厲色的態度對人，也沒有一次聽見過她用強烈的字眼說話。總是那樣溫良、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長歲月裡，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總是敏感的，對於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悄悄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卻始終沒有這種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聽憑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於這種超凡絕塵之境。”
王元化又說：“當時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與我劃出一點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寫完這段話我凝思良久。當年在長江邊的小村莊裡日夜與我談話的張可老師，前前後後揹負著多大的重擔！粗略算來，那時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產黨，十五年前脫離，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與丈夫一起進入莎士比亞研究並翻譯了大量西方典籍……這，難道就是那位與我們同住在骯髒的泥屋裡、經常在淤泥中摔跤、塞給我幾粒巧克力又告誡我必須用功的可親老師嗎？十七歲男孩子眼中的一切都那麼淺薄，不知道長者在關愛我們的同時是否心頭一動，想吐露一點心中的苦澀？我相信，即使有過一閃念她也立即嚥下去了，人生體驗最深刻的地方是無法用言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