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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她終於提到了自己的愛人。我曾聽系裡的老師說，她愛人是“胡風分子”，究竟是誰，卻不清楚。
說是回鄉養病，故鄉卻只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祖母，我怕傳染給她。後來是我同鄉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在奉化縣的一個半山腰裡找到一間小房子，讓我住了下來。吃飯則有一頓沒一頓，搭在山腳下一個極其簡陋的小食堂裡。那裡連一份報紙也看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又是大幸，居然讓我認識了一位八十多歲的沈老先生，他受當地文化館委託管理著早年蔣經國先生在山間的一個讀書室，經他點頭，我就全身心地鑽到那些舊書裡去了。那兒除了《古今圖書整合》、《二十四史》、《四部叢刊》外還有《萬有文庫》和比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雜誌，我反正有的是時間，一本本閱讀。正經書讀累了，就去興致勃勃地翻閱一大堆《東方》雜誌。讀書室外面是長天荒草，安靜無比。我從來沒有獲得過那麼優越的讀書條件，當然絕不放過，連生病的事也忘記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點仙風道骨，那麼大年紀還每天爬山，有時居然親自提一小籃子家栽時鮮水果，到半山小屋來送給我，讓我既驚訝又感動。我問他為什麼不在讀書室裡交給我而要親自送來，他說這是“禮數”。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聽點廣播，把重要的訊息告訴我。有一天他說唐山發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險，於是我幾經打聽搬到一個廟裡躲避。在廟裡又住了不少時日，仍然天天去讀蔣經國先生留下的那些書。那個讀書室造得很堅固，即使發生地震也會很安全。沈老先生說，蔣經國先生從來沒有充分利用過這個讀書室，這個讀書室簡直就是為我造的了。從古廟到讀書室那條冷僻的荒路，我已經走得悠然陶然，幾乎記不得年月了。
後來知道，這些年月，中國政治領域的鬥爭越來越激烈，上海文化界的氣氛也十分緊張，而我則好像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冰凍封存了。直到二十年後，上海有劇作家在編劇之餘突然構想起我的這段行蹤，情節千奇百怪，甚至指派我擔任了上海某寫作組的組長，好像一個人在荒山中指揮著遠處的鬥爭。我聽到後總是大笑，說我的問題比他們想的嚴重得多。試想，我躲在國民黨首腦的讀書室裡，與一個身份不清、但一提起蔣經國總不忘“先生”尊稱的奇怪老人交往得不明不白，而且生活形態已近似“落草”。寫作組總有白紙黑字的文章可以一篇篇清查，而這段“落草”的經歷又怎麼能說得清？
但是，不管怎麼說，終於有一天，我從兩位過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裡證實，毛澤東去世了。
五
幾年後，我在系資料室裡翻閱雜誌，突然讀到一篇用中西比較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文章，十分驚歎，卻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麼人。當時正好上海有一家大報向我約稿，就寫了篇讀後感寄去。幾天後報社編輯親自來到我家，告訴我這篇讀後感不能發表。原因是“王元化的歷史問題還沒有結論，學術雜誌發表他的論文可以，但我們報紙……”
我問：“王元化究竟是誰？”
“你寫了文章還不知道他是誰？”那位編輯十分驚訝，“我還以為是由於你和他愛人同在一個學校的關係呢。”
“他愛人在我們學院？”我好奇極了。
“張可嘛！你真的不知道？”
“啊？”這下我倒真是發呆了。
過些天我有意識地在學校裡找到張可老師，談了這件事，也談了我對王元化先生文章的評價。張可老師開心地笑著，不斷地說：“你太客氣了，你太客氣了！”
又過了幾天，系裡的柏彬老師交給我一封厚厚的信，拆開一看，署名王元化。除了約我見面，還談到以前如何從張可老師那裡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話，一看之下眼睛一亮，後來不知又默誦了多少遍：
儘管身邊還有大量讓人生氣的事，但我可以負責地說，就學術文化研究而言，現在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
一位傷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長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語言作出了世紀性的判斷，當時對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進入本世紀以來最好的時期”——至少有幾個月時間我一直唸叨著這每一個字，回想著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魯迅、陳寅恪，不能不產生一種惶恐，怕大家在熱鬧中把一個重要的時機辜負。正是這種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將那部我多次提到過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為柺杖，向古代歐洲走去。
這些年在海內外演講中總會被人頻頻問起，我從一個戲劇學者轉而投身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