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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知是該怪學校還是該怪時代，我們入學後遇到的課程實在太差了，差到我根本不敢寫信告訴在清華大學和第二軍醫大學的那兩位小夥伴。
專業主課叫“劇本分析”，分析的第一個劇本是朝鮮的《紅色宣傳員》，然後是中國的《奪印》和《英雄工兵》，更讓人驚異的是所謂分析只講解思想內容，猛一聽全部都是政治課。這些社會上人人都能講的話，難道就是大學課程？我當時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認為上海戲劇學院以一種“最難考”的假象把我們騙進去了，於是整天憂鬱。一位有革命經歷的幹部要我們抄寫他新創作的劇本，說是給我們一個學習的機會，記得劇本是歌頌一個勞動模範的，一抄之下便大驚失色，對學習的前景更加擔心起來。
終於有一位稍有名氣的陳汝衡先生來講古典文學，他用標準的蘇北口音教了幾個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後要我們學寫古詩，待我們把作業交上去之後他著實有點吃驚，連連問：“這是你們自己寫的？”同學們不禁暗暗一笑，你們忘了是以什麼樣的標準把我們招來的。
寫了幾首古詩，古典文學課也就結束了，而那個寫勞動模範的劇本還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們抄，抄完後再送到打字間列印，我想這些勞動加在一起，一定遠遠超過那位勞動模範本身的辛勞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劇本送到打字間，在等候的時間裡聽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談。幾個打字員都是年輕小姐，她們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爭論全校風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師。她們的爭論物件，漸漸從表演系轉到別的系，從青年轉到老年又轉到中年，從男老師轉到女老師，最後停留在一個人的名字上不動了，這個人的名字叫張可。
從她們的七嘴八舌中聽得出來，張可老師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貴之家，容貌美麗，嫻熟英語，莎士比亞研究專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幾歲時就參加了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她卻功成身退，離開組織成了一名普通教師。但是，只要學校有重要外賓來訪，總少不了她。高雅的儀容和漂亮的英語每次都讓來訪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員們說，那時她們總會暫停手下的工作衝出去看，不是看外國人而是看張可老師，看她的舉手投足、言談風度。
旁聽這番議論後不久我們要下鄉了，說是不能讓我們在高樓深院裡成為書呆子，必須到農村參加當時正在開展的“四清運動”。全班同學正好都厭煩了聽那些課，覺得再聽下去未必成為書呆子卻一定成為呆子，於是便歡天喜地地打點行裝，只有郭沫若推薦來的曲信先同學得了肝炎，不僅不能去，還要由醫務室隔離，眼淚汪汪地十分悲傷。
我們去的地方是江蘇太倉瀏河，每個村去一個教師、一個同學，再搭配一個從附近縣鄉抽調過來的農村幹部。在一堵公佈名單的牆上看到，與我一起到一個叫郟家宅的村子裡去的農村幹部叫李惠民，而教師，則是張可。
三
我們三人住在全村最窮的一戶農民家裡，這家農民有三間小泥屋。東間擠著房東夫妻和子女；西間住著房東的母親，還養了兩隻羊；中間一間放置農具和吃飯，又養著四隻羊。六隻羊都是集體所有的，在這家借住，和我們一樣。我和李惠民住中間那間，與四隻羊相伴；張可老師住西間，與房東母親和兩隻羊相伴。
我們三人就在這家吃飯。按城市標準交飯費，但照規定，如果飯桌上出現了葷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動。不過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這家人家的下飯菜永遠只有一碟鹽豆，連一片青菜也沒有，這讓人感到奇怪。我們的任務第一是參加田間勞動，第二是幫助這個村莊清理近幾年的賬目，看看有沒有人貪汙。但清理來清理去，最大的疑點數還及不上我們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費。當然不敢說房東貪汙，但我們三人的臉色已每況愈下。我年輕，更依賴營養，張可老師幾次欲言又止，最後終於說了：“你正長身體，不能長時間這樣，我昨天去打聽了，你的其他同學也在補營養。”說著悄悄遞給我幾粒巧克力。農村幹部李惠民則每天晚上端給我一小碗炒米粉，這是他的未婚妻留給他的。
張可老師當時應該是四十四歲，她在那間低矮的泥屋裡掛了一頂雪白的帳子，與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兩隻羊勉強分開。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而是用水，因為這兒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條雜草叢生的汙濁小河溝。另一項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無比的淤泥中她簡直邁不開步，有時狠心一邁又必定重重摔跤，引來座座泥屋門口的一片笑聲，我便一拐一扭地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