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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條件。而1894年，也正是在包括《日英通商航海協定》、《英日同盟協定》等條約的軍事、財政支援下，日本才對中國發動了甲午戰爭，從此，日本就不斷將戰爭加在中國頭上，直到 1945年日本戰敗。
同樣，1949年以來，如果沒有新中國的誕生並堅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作為佔領國的美國，也就不會允許日本恢復其經濟，允許日本重新恢復國家制度，允許西方國家接納戰後日本的作為戰略伙伴而存在。而在長期的冷戰過程中，如果沒有中國堅定支援越南和亞洲人民爭取國家主權的鬥爭，美國更不會將大批的資本和技術投向日本，不會向日本全面開放國內市場，並強制包括“亞洲四小龍”在內的冷戰夥伴全面向日本開放國內市場。而恰恰正是這一切，為日本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奠定了實實在在的基礎。
&；<；60；&；<；60；&；<；60； 這再次表明一個國家的命運與其在世界結構運動中所處的戰略位置的關係。而也許德國在歐洲的處境最形象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處於歐洲中心、羅馬和斯拉夫兩大集團夾擊中的德國，其戰略處境多少類似於“亞洲的中國”，正如近代中國一直處於英、日兩大集團的東西夾擊中一樣，德國一直處於英法和俄國這兩大集團的南北夾擊中，國家統一和獨立的道路步履維艱，因為哪一個集團都不願意看到在亞洲或者歐洲的“中心地區”出現一個強大而自主的力量，看到這個力量主宰亞洲或者歐洲的命運的可能性。武漢大學教授李工真（《大國崛起》德國部分的作者）深刻指出，1853年以降，德國努力抓住歷史契機，經歷了痛苦而漫長的三起三落，才初步完成了國家統一：第一次是1853－1856英法一方與俄國一方進行克里米亞戰爭，給了德國第一次統一的機會，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和退出歐洲帝國主義爭霸，則給了德國統一第二次機會，而直到1989年蘇聯解體，才最終使得德國完成了統一。從1853到 1989，德國大約用了大約150年才完成了國家的統一，這條道路不可謂不曲折。
相對來說，中國是唯一的一個沒有透過內部解體的方式完成現代轉化的古老文明國家，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完成了中國由王朝帝國向人民主權的現代國家的轉化，這種轉化被中國的末代皇帝稱為“文明的復興”。
1960年11月，當愛新覺羅溥儀第一次拿到選民證時曾經這樣說：“我第四次當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億五千萬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國的主人。”使得末代皇帝發出這樣感慨的是如下具體而微的事實：北京人知道排隊上車，在商場裡丟失的皮夾立刻被少先隊拾到歸還，新生兒死亡率為零，而清代皇族新生兒的死亡率是34％。在溥儀看來， 1949年中國的興起，並非簡單的富國強兵的“大國崛起”，而是一個偉大文明的興起，是真理和正義的興起。溥儀說：“我懂得了我歷代祖宗所不懂的歷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為什麼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義。”“真理和正義對於我，正如陽光對於生命一樣是有意義的。” 從大國崛起到文明興起，溥儀的感慨對於今天依然是有意義的。
反思500年世界史
歷史學家首先是學者，並不是給政府拿主意的人，說《大國崛起》是中國崛起的宣言，這是捕風捉影的炒作。因為我們中國將長期是個發展中國家，我們離小康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這條路甚至要走一百年，任何頭腦發熱都不利於我們保持艱苦奮鬥的傳統和作風。用毛主席《論持久戰》中最經典的說法就是：“趨同論”和“速勝論”，在今天同樣都是有害的。因為我們都知道，中國目前大概有5億多農村勞動力，這相當於歐盟總人口的一倍，是美國和加拿大就業人口之和的兩倍半，這才是我們一個最基本的國情。所以目前三農和就業問題是我們政府所關注的核心問題。這一切決定了我們必須走一條中國道路。因為我們不能走西方帝國主義當年把人送出去，把資源搶進來的老路。
這首先就包括國家引導財政和投資往這兩方面傾斜，當然這種財政投入短期看起來是不賺錢的，是不太符合資本逐利的效益原則的，但是從長遠看，它關係到中國的社會穩定，關係到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的發展，與此同時，國家目前節制、起碼是力圖節制在房地產和股票等領域裡的短期逐利行為，這些都構成了當前經濟宏觀調空的主要內容。
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事實，但是諸如內需不振長期影響市場的擴大，這也是一個事實，這造成了我們龐大的農村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