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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是沒有跟上經濟進步的步伐，或者沒有更多地分享到財富增長的好處，從而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特別是人們的意識之間造成了分化和差別，這種差別日益瓦解著、侵蝕著我們社會的共識，威脅著社會的凝聚力。今天很多人談到軟實力的問題、談到創新社會的問題，我覺得軟實力也就是指這個社會的凝聚力，這起碼是我們要面對的一個重要危機。當然，國際風雲變幻也是一個危機，自然條件更是，比如說我們是個土地和水資源十分缺乏的國家，廣闊的西北地區的主要問題不是別的，而是缺水，這不是哪一代人造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就能解決的。
所以，我們不能僅僅從數字、圖表和帳面上去看問題，特別是看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成就。許多經濟學家批評經濟學的門外漢沒有實證的數字分析的本事，用我的朋友姚洋（北大經濟中心的副主任）的話來說就是：這年頭就是作賊也得有點手藝。但是，有些重要的、實質性的問題，卻並不數字能說明的。比如說， 1830年，中國清朝的GDP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僅僅按照數字來衡量，要超過現在的美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例。所以從數字上恰恰不能說中國目前處於歷史上經濟最好的時期，因為GDP還沒有達到大清當年在世界上的地位。
而我覺得中國學術界當前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麼認識資本主義，怎麼認識這個1500年以降向全世界擴張的“世界史”的程序，特別是怎麼認識16世紀以來在歐洲、特別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中所形成的那些基本的現代“範疇”，這包括：商品、貨幣、市場，也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權等等。我覺得，這恰恰也是《大國崛起》的主要作者所向我們提出來的一個最核心、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是繼續被動地把這些範疇作為普遍的概念接受下來呢？還是象羅榮渠先生、張芝聯先生所作的那樣，去反思這些範疇，並揭示其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進而將這些範疇看作“不自然”的呢？進一步說，是把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歸功於人家教給我們的那些所謂“國際規則”呢？還是去致力於探索一條“中國道路”呢？我覺得這個基本問題如果沒解決，或者沒有把這個問題的解決放在首位，中國就不能從500年的歷史中汲取真正的經驗和教訓，也就不會有真正的進步。
我的朋友黃紀蘇在《我們走在大路上》曾經寫到：“中華民族災難深重而志向高遠。我們跌到在1840，匍匐於1931，掙扎於1937，崛起於 1949，踉蹌於1966，復活於1976”，大國興起無坦途，但是我們畢竟有了“1949五星耀東方”，畢竟有了“1976我們走在大路上”，畢竟也有了2006關於和諧社會的構想。我最近聽到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說過一段很深刻的話，一個月前在上海，我和這位企業家一起與滙豐董事局主席Steven Green先生談話時，他曾經這樣說：“今天對我們20多年經濟成長，對大家發財原因的分析，如果大多數人都感謝美國，如果把它看作以美國為主的制度帶來的，如果大家的感恩心往那邊多了，那麼我們自己就沒了，因為我們其實不瞭解美國、英國發達的歷史，也不瞭解你們滙豐的歷史，甚至我們也不瞭解我們自己的歷史。比如我們現在有些人一邊感恩鄧小平、一邊批判毛澤東，我在一個多月前就想：毛澤東與鄧小平是一致的，如果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鄧小平，如果沒有毛澤東，誰沒有了錢都可以到我們中國來要，連不如中國一個省大的國家，都被我們稱為“列強”，說打我們一頓就打我們一頓，什麼時候想打就可以打，我們哪會有今天的好日子？如果沒有毛澤東，很多中國人就可能以為上車不排隊是對的，揀了錢包不還是對的，甚至調戲婦女也是對的。那我們就什麼秩序都沒有，什麼道德都可以不講，什麼國民意識都不會有！沒有毛澤東，中國還是一盤散沙。如果我們的文化主流是庸俗，如果讓港臺的文化統治了我們，如果十幾億人如果連一點精神都沒有，如果我們的文化就是追超女，就是炒股票，在這麼庸俗的國民意識下，我們就根本不可能談什麼崛起，更談不上什麼大國。”――我覺得這些話說得非常中肯、非常心平氣和。因此，照錄於此，算作對“大國崛起”的一種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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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底將軍韓練成
臥底將軍韓練成
杜金玲
蔣介石的魯南會戰計劃剛剛出籠；國民黨46軍軍長韓練成便將這一絕密情報送到了華野司令員陳毅的手中。萊蕪戰役即將打響；韓練成卻突然神秘失蹤；致使國民黨李仙洲部的六萬人馬全軍覆滅。
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