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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鴉片戰爭其實就是中國國家與英格蘭銀行之間的戰爭。套用阿克頓勳爵的話就是：這是權力與絕對權力之間的鬥爭，是“腐敗”與“絕對腐敗”之間的鬥爭。
“地利”決定命運：日本與德國
而日本興起的歷史則告訴我們，中國與英格蘭銀行之間的恩怨卻還遠遠沒有因為鴉片戰爭而結束。正是這種權力與絕對權力之間的博弈，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日本――這是“大國崛起”別開生面的另一幕，也是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最為慘痛的一幕。
根據華裔日本歷史學家伊原澤周的深入研究，我們今天才終於搞清楚了，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天文數字的鉅額賠款的真正去向：甲午戰爭對日賠款為庫平銀2億3千萬兩，摺合當時的日金是三億六千四百五十萬九千六百六十五元二十五錢三厘，而日本當時特別要求中國：必須以英鎊付給，清政府遵此而行。明治政府得款後，將人類歷史上這一天文數字的賠款全部存入英格蘭銀行生息。
已經衰弱的中國國家權力再次遇到了英格蘭銀行這個“絕對權力”。而這一次的“中介”則由“東印度公司”換成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日本。而這不但是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取勝的基本原因，更是日本“崛起”的核心原因所在。
因為第一：甲午戰爭開始前（1894年），《日英通商航海協定》成立，日本是在英國保護日本船隻的支援下，才悍然發動戰爭。第二，將全部賠款化為英鎊，存入英格蘭銀行生息，這是日本第一次用搶來的錢放債，近代日本從此一躍成為“資本輸出國”，這就是其爆發式崛起的根源。第三，促進了日本“金融資本”與英國產業資本的結合，明治政府以大筆資金購買英國軍火，1902年《日英同盟條約》簽訂，日本由此得以發動日俄戰爭。正是日俄戰爭的爆發，成為促使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十月革命爆發的根源，中俄兩國在近代世界結構之中所處的戰略位置，決定了中國人不能不“走俄國人的路”，不能不與蘇聯站在一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這就成為現代中國救亡圖存的必然。這是為布羅代爾所描述的“結構”和“長時段”的地理時間所決定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得以完成金本位的幣制改革。甲午戰爭之前，中日都實行的是與歐美不同的銀本位幣制，而在國際市場上，銀賤金貴，日本對外貿易大吃其虧，《馬關條約》簽訂後的 1895年4月，日本以存在英格蘭銀行的鉅額中國賠款為後盾，一舉完成了金本位幣制改革，既避免了國內物價波動，又在國際貿易和金融投資上佔盡了便宜。日本從此崛起。
研究中日關係者，因而就不得不讀伊原氏的著作《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為鑑”》（中華書局，2003年），該著作以嚴謹的史料揭示了中俄、中蘇聯盟產生的歷史條件，揭示了在世界結構運動所產生的特定地緣政治條件下，中國國民黨左翼和中國共產黨為了民族生存，為什麼會必然走上聯俄道路，而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右翼則對世界史的結構運動作出了根本性的誤判，根本缺乏高屋建瓴的視野，甚至為了反對社會主義運動，不惜出賣民族根本利益，必然成為賣國賊。
伊原氏披露的材料還包括國民黨###副部長，後來成為漢奸的周佛海日記中如下一段：
羅隆基來談，謂如此拖下去，必定亡國。――共產黨反對和平，堅持抗戰到底，抗到亡國之論，不值一顧也。羅以為然。
而這位主張向日本投降，以免把中國留給共產黨的羅隆基，也就是今天依舊被某些人稱為“民主鬥士”的那一位。它也從一個側面表明，真正主張抗戰到底，真正前赴後繼追求中國崛起的究竟是中國共產黨，還是別的什麼人、別的什麼黨。
而從伊原氏的著作，我們還可以學習日本人的認真精神，比如日本人把甲午戰爭的賠款算到一錢、一厘。每一分，每一厘，每一個細節中，才包含著歷史的真實，而也是布羅代爾所反覆強調的。這甚至表明，也只有瞭解歐洲近代社會組織創新的歷史，乃至英格蘭銀行的歷史，也才能真正了理解甲午戰爭在何種意義上是鴉片戰爭的自然延續，才能瞭解我們中國近代以來究竟在哪裡跌到，吃虧在何處。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指出：“綜觀百年滄桑，正是由於日本相對於中國所處的極其特殊的戰略位置，才使得日本在西方列強向東方擴張，中國人民不屈反抗這一世界史“大博弈”中，成為利益最大化的受益者。”
1862年，大英帝國正是為了宰制、包圍中國，才聯合西方列強全力支援日本的明治維新，而這就是日本近代崛起的基本
